公立大学回应社会问责的新思路(3)

　　（二）报告重点关注学生的发展，着眼于高校绩效评估
虽然问责报告辐射面广，包括了校方、教职工以及学生发展三大层次，但就内容的着重点来说，问责报告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既重视教育过程，也着力于教育输出。例如在问责报告章节分布上，就涵盖了本科生的注册与录取、学生的支付能力、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科研水平多个方面。在加州大学看来，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质量的提高是公立大学发展的首要前提。同时，报告也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通过调查学生的在校经历，分析可能影响学生学习质量的几大因素，如社会背景、学术参与、校园活动，最终以翔实的数据来说话。在高校的绩效评估问题上，问责报告也以“卫生科学和医疗服务”两大方面回答了本大学系统如何满足本州教育需要以及服务地区发展，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评估原则。
（三）报告有效解决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公立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可以归结二者对高校外部问责的看法不同。如何健全问责制度及改进高校的透明度，也是美国各界人士思考的问题。加州大学问责报告基本上每年对该问题进行陈述和解释，指出“问责报告的内容可能有所变化，但是遵循自愿问责的方式将恒久不变” [14]。自愿问责制度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对象，旨在展示公立大学的责任和管理能力等多方面的形态。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在2006年发布报告《领导力的考验：美国高等教育未来规划》（A Test of Leadership： Charting the Future of U.S.Higher Education）所提到的：“在美国高等教育问责之下，其学生入学机会、负担能力以及质量问题将得到改善。”[15]
四、加州大学问责报告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虽然我国的教学质量评估也在近几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教学成效、评估手段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对于本科教学质量评估的制定与影响来说，还不能令人满意。对此，通过加州大学问责报告的解析，可以为我国公立大学回应社会问责提供新的思路：转变高校问责的方式是回应公众质疑的有力途径;规范问责报告的内容是促进教育进步的重要手段;扩宽数据采集的渠道是保证问责绩效的关键因素。
（一）转变高校问责的方式是回应公众质疑的有力途径
接受社会和公众问责是公立高校不可推卸的责任。加州大学通过发布年度问责报告，改变了原有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问责，取而代之的是自愿问责，这种方式的转变是回应社会和公众质疑的有力途径。在以往的行政问责中，高校只是在被动地接受行政部门的行政命令，参与编写的人员几乎是领导层和行政管理人员，教师与学生往往被排除在外。在报告的内容上，呈现的绝大多数是行政话语和专业术语，并没有考虑一般公众为目标受众。因此，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问责既不能回应公众的质疑，又得不到公众的理解。加州大学发布的年度问责报告则充分考虑了主要读者群的需要，并明确指出：“作为一种管理工具，问责报告是写给加州大学管理人员和教职工的。作为一种文件，它有权对加州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如州立法者、潜在的捐赠者以及其他有贡献的人负责。”[16]在加州大学的认识里，满足公众对于公立学校的知情权，归根结底就是高校主动将年度问责报告作为公众了解学校的窗口，并竭尽所能向公众展示学校的各个方面，既表明成就也不回避问题。正是有了这种方式的转变，学校才会以学生和公众关注的视角，将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过程及结果作为选取指标，继而形成惯例，每年向社会发布。
  （二）规范问责报告的内容是促进教育进步的重要手段
教育问责报告作为问责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善学生的学习质量。事实上，加州大学年度问责报告，除了回应公众质疑，更主要的用以审视内部存在的问题。因此，规范问责报告的内容被视为促进教育进步的重要手段。在规范问责报告上，首先，呈现对象要清晰明确。问责报告的表述方式会随着服务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在撰写报告之前理应明确呈现对象。传统的问责报告以政府为主导，服务对象绝大多数是官员和专家。加州大学的年度问责报告可以说将赋权的对象从专业人员扩展到社群和家长，这也体现了教育管理理念上的又一次进步。[17]其次，报告内容呈现的信息要全面。理论上来说，问责报告的内容就应当是问责指标，但指标的确定需要各方形成广泛的共识。加州大学的问责报告由州和地方教育委员会确定报告应关注的内容，并将所有学生纳入了报告范围，特别是一些属于弱势群体的学生。再次，问责报告在内容上不能仅是简单地罗列信息或作为总结性功能，而更倾向于一种形成性的功能。具体来说，问责报告的形成性功能表现在为参与者提供了反馈的视角，能为家长参与、支持其子女的教育提供信息基础。[18]作为一所公立大学，在任何时候，都要将问责报告视为自我审视的一种手段，以迎接大众的拷问。
   （三）扩宽数据采集的渠道是保证问责绩效的关键因素

　　 对于高校问责报告的内容来说，数据信息来源的多样化是保证问责绩效的关键因素。加州大学年度问责报告所引用的数据信息，绝大多数是从高校、政府和第三方组织的调查研究中所得到的真实反馈，因此问责报告的结论既具有权威性，又有现实意义。如加州大学在调查学生地区、习俗等的多样性问题上，主要采用的是面向全校学生的SERU调查，它是测量全美研究型高校本科学习经历的重要工具之一，该方法能有效反映出加州大学本科生在校的真实情况，因此采集到的数据具有代表性。相比之下，我国本科教学质量报告除了面临报告对象错位、报告内容失真等问题，实际上还反映出数据信息获取单一的毛病。对此，公立大学在获取相应数据信息上，应尽可能与政府、第三方组织联手，扩宽数据采集的渠道。具体来说，公立大学应结合自身的真实情况，通过建立专门本科教学质量评估的机构，在实地调查基础上能有效地采集日常教学运行状态的原始数据并加以分析，从而为本科教学评估提供科学的决策。同时，政府部门也应该从监管的角度入手，进一步引导公立高校回归教学本质，使其提供科学而完整的教学运行数据。此外，第三方组织亦可以与公立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为广大民众搭建高校问责的数据信息平台，以此来保证高校问责的绩效。对于公立大学来说，只有重视教学、研究和服务功能，才能探索出高校问责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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