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抑或损伤：我国农民工的区域回流与职业福利(2)

　　三、实证分析
　　1.宏观概况
　　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农民工具有迁移比例和流动偏好上的显著差异。就迁移比例来看，华南户籍农民工的劳动力外流现象是最为有限的，高达92.857%的农民工选择在本区域内工作;东北户籍、华东户籍、华北户籍的农民工也多选择区域内的城市作为自己的工作地点，分别有80.745%、75.325%和72.680%的农民工具有此类选择;而西北户籍、中南户籍、西南户籍的农民工则有明显的外流趋势，44.548%、42.333%和42.174%的当地民众会选择去外地工作。在迁移偏好统计中，各地农民工所选择的外流区域普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华东地区、华北地区、华南地区等经济发达区域是农民工最可能前往的区域，三个地区中分别有58.284%、41.422%和41.995%的农民工来自于外地;而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中南地区的外来务工者比例分别仅为27.103%、17.143%、14.474%和13.283%，这些地区对于农民工的吸引力同比东部发达地区明显较小。
　　基于各省市农民工的聚类分析进一步发现发达省份农民工的职业福利处于优势。其中，北京户籍农民工的职业福利最佳，其18.007的得分远远领先于其余各地区的农民工，且在职业安全、职业待遇与职业维权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天津、广东、浙江户籍的农民工也具有较高的职业福利水平，三者的得分分别为16.133、15.903和15.801，同比北京地区分别落后11.616%、13.230%和13.961%，属于第二层次的保障水平;上海、江苏、陕西的农民工属于第三等级，其14.883、14.792和14.579的得分约比北京农民工低20个百分点，显示出这三个省份的农民工也具有较高水平的保障能力;湖南、四川、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等7个省份的农民工在职业福利方面处于中游，其保障水平大致位于13.688到13.984的范围内，约为领先者得分的75%，位于省份聚类的第四个层次;吉林、重庆、青海、新疆、内蒙古、江西、辽宁、甘肃、湖北、云南、宁夏、贵州、黑龙江等13个省市的农民工在职业保障水平上处于中下游水平，其整体的得分普遍仅为北京地区的70%左右，处于聚类分析的第五个层次;海南、广西、福建等3个省市的农民工具有最为有限的职业福利，其得分同比最高地区分别低46.006%、48.966%和49.709%，呈现出明显的落后状态。
　　2.深度诱因
　　在对宏观概况加以描述的基础上，表1进一步对农民工区域回流与职业福利的具体关联进行了Logistic回归模型的检验。研究发现了两个基本规律：（1）区域回流对于农民工的整体职业福利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一中，主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形成了0.000的显著度，结合其-0.314的回归系数，研究发现没有选择回流的农民工在职业福利方面具有18.291%的优势。在各类子项目的测量中，回流因素分别形成了0.007、0.013和0.064的显著性，结合其-0.245、-0.241和-0.168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回流选择对于农民工的职业福利项目形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其负面影响效果分别达到了20.162%、20.226%和15.423%。（2）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较大范围地影响农民工的职业福利，且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更为明确。在上述模型的测量中，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专业技术、招聘信息和熟人网络等五个个体资本因素与职业福利的回归显著度分别达到了0.000、0.000、0.000、0.037和0.000，因此个体资本越强的农民工在职业福利方面也具有更高的得分。从领先优势来看，三者中最优层次同比最劣层次的领先幅度也分别达到了51.450%、25.677%、14.629%、9.992%和10.190%，可见个体资本因素的影响效果是非常清晰的。

      在此基础上，表2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地域间回流农民工的职业福利波动。在七个子模型测量中，各地农民工的回流效应被划分为了三种类型：（1）华东与西南地区农民工的回流选择会有效提升其职业福利。回归结果显示，华东户籍和西南户籍农民工的回流效果最佳，两者分别呈现出了0.073和0.054的显著性，结合各自0.454和0.424的回归系数，这些地区的回流农民工具有同比外出农民工更为有益的职业福利。均值分析也证实，华东和西南地区农民工的回流选择分别会对其职业福利产生15.904%和15.553%的有效提升，且两者在子指标的测量中也分别具有24.850%、18.852%、10.221%和10.601%、19.080%、36.211%的上浮。（2）华北和华南地区农民工的回流选择对其职业福利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华北和华南户籍的农民工在回流效果上并未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其0.271和0.365和显著性水平显示出上述两个地区的回流农民工与外流农民工具有相类似的职业福利。在均值测量中，华北农民工的回流仅仅同比外出农民工具有0.961%的职业福利提升度，并在子指标的统计中均呈现出不超过3%的提升;而华南农民工的区域回流则具有1.207%的负面效应，且在子指标的统计中也分别具有0.781%、2.339%和0.397%的小幅衰减。（3）对于中南、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农民工而言，区域回流对于现阶段的职业福利仍然会带来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在均值统计中，三者0.006、0.000和0.009的显著性结果和-0.521、-1.134和-0.855的影响系数均显示出回流农民工同比外出农民工所具有的巨大劣势。从具体测量值也可以看出，三个地区农民工所具有的整体劣势分别达到了7.960%、12.213%和8.326%，三类子指标的落后幅度也分别在2.142%到25.355%之间。
　　表3进一步显示出了不同代际条件下中西部农民工区域回流与职业福利之间的潜在联系。在模型测量中，研究发现了三个基本规律：（1）各个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选择对于职业福利的影响普遍更为剧烈。中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原生代农民工在职业福利方面分别与区域回流指标形成了0.431、0.703、0.044和0.376的回归显著性，这与新生代农民工的0.024、0.037、0.019和0.008的显著性结果相比具有较为有限的影响力，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福利较为容易受到回流选择的负面制约。（2）原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区域回流对职业福利的影响效果具有地域差异。中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回流效应的较强负面影响，回流选择对于职业福利的负面影响度分别达到了12.566%、30.241%和14.457%。原生代农民工并未呈现出较大幅度的变化，其下降幅度分别仅为8.904%、5.756%和5.286%。与此相反，西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选择对于职业福利则呈现出了较强的正面作用，回流选择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福利具有20.171%的提升作用。原生代农民工所产生的影响同样不明确，其2.322%的提升幅度显示出外出与回流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3）原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区域回流效果具有潜在的地域契合性。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在回流选择的影响方向上却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中南地区、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农民工都具有负面影响作用，而西南地区农民工则均具有正面作用，这显示出回流选择对于同一地区农民工具有相类似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