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研究(2)

（三）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成因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逐渐形成并显现出来的，其成因来源于很多方面。首先，我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为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发生埋下了隐患。虽然我国在1995年制订“九五规划”时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这种转变并不到位，甚至在2005年制订“十一五规划”时发现“十五规划”期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9]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以燃煤为代表的能源消耗量剧增，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随之增加。其次，部分环境要素自身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传统的点源污染已经不再局限于给较小地域范围带来污染，而是多种污染因子排放到生态环境后随着流动的环境要素进入相邻或更大区域并发生复杂作用，从而造成更大面积的污染。这种不遵循行政区划界限的污染突破了我国当前环境监管体制所能应对的监管范围。再次，我国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的相关立法及实践依旧存在诸多不足，不能适应新型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从某种程度上为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形成敞开了大门。
总之，笔者认为，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是为了对传统环境污染进行再研究而在区域性环境污染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更为精细化的概念，其具有区域性、复合性以及作用方式的复杂性和更大的危害性四大特征，这种新型环境污染主要是由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环境要素的流动性、相关立法不健全等多种原因造成的。与之相适应，无论从污染面积、社会影响还是对污染防治的要求来看，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危害都远胜于一般的环境污染，因而研究其防治的法律对策也颇具紧迫性。
二、我国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
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
在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现代社会，我国已建立了防治环境污染的法律体系：在国家立法层面，我国既有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又有《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五部相关法律，还有《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在地方立法层面，各地也制定并出台了一些污染防治条例，如《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然而，在对我国当前污染防治立法及其实践予以重新审视后不难发现：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已经对我国传统污染防治法律对策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源自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兼具区域性和复合性两大特征，我国已有的污染防治法律对策尚不能很好地应对区域性环境污染，更不能以此来应对更为复杂的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
（一）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不健全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均进行过有关灰霾污染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有益探索，《环境保护法》也对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作出了规定，然而其制度构建依然不够完善。首先，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通常是跨行政区划的。以京津冀霾污染为例，其关涉到三个省级行政单位，而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构建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关键是在各行政区划间建立起一种长期、有效的协调机制。然而，我国《环境保护法》只有在规划、监测等几个方面笼统地强调统一采取措施。具体到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复合性，各行政区划间对于可能产生交互作用的污染因子并没有列出一个明确的污染源清单，并不知道哪种污染因子之间会产生反应、需要防治，在尚未摸清防治对象的情况下谈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实际上等同于构建“空中楼阁”。而我国《环境保护法》中恰恰缺乏有关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法律责任的规定。[10]该法第六章并未对有悖于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有关部门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各行政区划之间本身就是平权型关系，其难免会出现协调不周的情况，这种情形下如果再没有法律责任的约束，无疑会使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实际运作效果大打折扣。其次，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相关配套机制缺失。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涉及到不同行政区划间多种污染因子的排放，为了防止这些污染因子跨区域发生作用，需要遏制某一区域内某种污染因子的排放，有关污染因子排放种类及排放数量的限制必然需要各行政区划间的相互协调，各方有所退让。①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地球表层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不同的地域，其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内涵也不同。”[11]即区域发展存在异质性，因而各行政区划间的协调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些地区要为解决区域性环境问题做出让步。若不能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补偿机制，则一方面有违公平之法理，另一方面也难免使得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实施面临重重阻力。
（二）区域性开发政策环评程序缺失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本身就是跨行政区划的大面积复杂环境污染。以灰霾污染为例，由于大气本身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各行政区划内排放的污染物会跨区域运动并发生相互作用，因而也形成了“一霾俱霾、一损俱损”的连带关系，且难以寻觅污染源头。此外，区域内的工业布局、污染物排放种类以及排污总量等因素对多种环境污染因子能否发挥复合作用以及发挥怎样的复合作用都有影响。众所周知，战略通常表现为三种形式：政策、规划和计划。其中，政策无疑是层次最高、最具宏观性的战略。[12]区域性开发政策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事项非常繁杂，如果仅对项目和规划在较小范围内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则会疏漏其与邻近区域内的排放物通过作用产生环境污染的情况。因此，与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相比，政策环评更符合新型环境污染区域性、复合性特征对法律制度的要求。然而，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将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限于规划和建设项目，而未将政策列入其中。2014年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经济、技术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从字面上看，该法条似乎弥补了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将政策环评排除在外的遗漏，然而，其仅要求政府“考虑”政策对环境的影响，这样的表述不仅约束力不足，也很难与《环境影响评价法》准确衔接。从长远来看，区域性开发政策的环评程序缺失很有可能为某一地区的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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