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与社会实在的三维构建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6-0026-07
近年来，大数据的获取、分析、挖掘则使社会实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得以展示，甚至有人喊出了“数据统治世界”的口号。随着移动互联网、网络社交媒体和可穿戴式量化自我设备等的发展，相应的智能化大数据分析及应用方兴未艾，不仅使社会投射为其数据化镜像或表征性社会实在，而且还可能通过基于普遍数据化的意义与主体作用使语义性社会实在和能动性社会实在得以构建，三者共同构成了大数据背景下虚实交融的社会实在。
一、大数据视野中社会实在的多重维度
大数据的社会应用是现代社会数据化进程的新发展，并成为社会实在构建的语境基础。基于数据化社会实在的构建以认识、理解和干预社会实在为目标，社会实在的表征性、语义性和能动性等维度据此得以展开。
（一） 大数据语境中的社会实在。大数据是计算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ICTs）长期发展的结果，不仅在科学上带来了数据密集型科学和网络化科学等“第四范式”，而且在社会层面挖掘出的知识日益成为商业与政府决策的新工具，使人们得以通过大数据洞察社会现实，进而揭示出其中的社会实在。从社会层面来看，可以将大数据定义为社会场域中的人或物与数字网络世界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数据及其完整的集合，其主要内容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在线时产生的数据或留下的数据足迹。这些大数据可能涉及较长时段、多个主题和范围广泛的数据及其组合，既可以是某人在数年间单变量的数据，也可以是某个瞬间采集的数以亿计的多变量数据。由此形成的各种大数据集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可挖掘的知识空间，通过聚类分析、数据画像、数据可视化等形式，其所透视、呈现和构建的社会实在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社会和自我的中介。
社会实在的基本含义是指处于社会现实中的主体或群体通过感知、理解而构建对社会事实的陈述。虽然其内涵超出了塞尔（John Searle）在《社会实在的建构》（1997年）和《制造社会世界：人类文明的结构》（2010年）中所讨论的使社会世界（social world）得以形成的社会化和功能性的社会实在（如货币、关税等），但在追问其实在性时所显现出的悖论是一样的，即“在本体论上具有主观性的关于社会实在的论断何以具有认识论上的客观性？”近代以来，在数理自然图景的影响下，用数量刻画社会实在的努力使得社会数据化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而其背后的认识论预设就是以数据表征社会实在更具认识论上的客观性。究其历史渊源，大数据对社会实在的刻画是几个世纪以来社会数据化这一长期趋势的最新发展。
（二）大数据社会应用是量化社会与控制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数据化的进程可追溯至17～18世纪统计学所开启的量化社会和发端于19世纪后期的控制革命。
近年来，大数据的倡导者指出，大数据的本质在于研究进路的数据驱动与计算转向。提倡用关联性取代因果性的安德森（C.Anderson）甚至强调，一旦拥有足够的数据，数据自己会说话。而实际上，对数据的信任，在统计学开始用于分析社会实在时其所诉诸的量化精神已见端倪。产生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统计学，使人们可以运用数据分析预测人口、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这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必然需求。面对日益复杂的近代社会，人们需要对社会实在有更准确可信的认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第一版因为没有数据支撑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促使英国政府在1801年首次展开了人口普查。在这些数据的支持下，马尔萨斯在新的版本中不再简单地断言人口增长必然引发灾难，转而强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放任人口增长。
统计学在出生率、死亡率、传染病以及制造、航海、农业和国土的量化上卓有成效，在当时被称为政治算术。〔1 〕75政治算术的核心理念就是通过量化社会来认识社会实在，进而有效地对社会进行管理和调控。政治算术首次在社会层面上体现了量化精神，其深远意义不亚于伽利略在自然层面强调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的观点。政治算术的倡导者强调，涉及社会经济和公众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时，数据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数据能更客观地反映自然和社会的真实存在，基于数据的论断更可信。从量化精神发展而来的对数据的信任——数字比文字更客观——至今依然盛行。大数据的提倡者所声称的“让数据自己说话”就是这种量化精神的当下体现。
先搁置数据是否真的更为客观可信这个问题不谈，且看自政治算术出现以来社会数据化的趋势为何会一路迅猛发展至今？信息社会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其中的奥秘。19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数据化持续和加速发展的动力来自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的推动，而后者缘于人类为克服“控制的危机”而推动的一场延续至今的控制革命——实际上也是政治算术的延续。1986年出版的《控制革命》一书中，贝尼格（James R. Beniger）指出，信息社会的兴起源于控制革命（control revolution），要理解信息为何在经济与社会中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必须从信息与控制之间的关系中寻找答案。他强调指出：（1）19世纪后期以降，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技术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迅猛发展与相互整合导致了“控制的危机”，即工业化使物质、能量和社会系统加速发展的同时，信息处理与传播技术领域的创新出现了相对滞后；（2）正是对控制危机的应对导致了控制革命，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从调控社会与物质系统的需求出发，通过对信息的收集、贮存、处理和传播，运用科学管理、数量规划和基于信息的决策等有形之手，使各种系统更具有目的性与合理性，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系统的控制。〔2 〕6-14

       综合上述两方面，社会数据化的基本理念是：一方面，运用量化社会所获得的客观数据认识和揭示社会实在；另一方面，通过信息化推进社会数据化发展，以克服各种“控制的危机”，实现控制革命。前者强调量化社会这种方法可以更客观地透视社会实在，后者表明社会数据化的最终目的是对社会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和调控。值得强调的是，在现代性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下，量化社会和控制革命与社会及组织的管理者或治理者等主体或能动者相关，社会数据化的目的在于实现对社会及组织更合理和更有效的管理与治理，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