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探源

作者:唐建兵 更新时间:2010-10-15 22:45 点击:
【论文发表关健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工作;民族理论
【职称论文摘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点与中国民族结构特点相结合的产物。是历任中共领导集体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总的认识和根本看法。中国传统民族观念、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实践工作的得与失推动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民族观是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及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是世界观在民族和民族问题上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近90年的革命和建设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点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近年研究成果显示,学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有初步研究,但对其形成与发展的来源提及甚少。笔者认为,来源问题是认识与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逻辑起点。本文拟就这方面进行粗浅探讨,以引起学者的注意。
  
  一、中国传统民族观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肥沃土壤
  
  自有民族以来,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为调适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对民族和民族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在此基础上,统治阶级制定了适宜的民族政策,对良好民族关系的构建功不可没。历史地看,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确有诸多糟粕,但其中所蕴涵的合理内核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1.历代统治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有效政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早在先秦时期,史书上就有“五方之民”、“华夏夷狄”、“华夷之辩”等记载,表达了古人在民族和民族问题上的模糊看法及初浅认识。秦统一六国标志着中国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解决民族与民族问题成为多民族国家的重要课题。历代统治阶级为缓和民族矛盾,稳固自己的江山,针对不同民族特点实施了有差别的民族政策。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统一、民族和谐和社会稳定的实现,有赖于遵循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因俗而治”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秦朝虽然实现了统一,但民族问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上存在的差异并没消除,如何处理民族问题成为秦朝统治者的难题。在对民族特点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秦在中央设掌诸归义蛮夷的“典客”,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属邦”。汉袭秦制,同时为进一步缓和与边疆民族的矛盾,兼采“和亲”政策。魏晋十六国时期实行“胡汉分治”政策。经民族大融合的洗礼后,隋唐除实行“羁縻府州”、怀柔政策,册封少数民族首领为本民族地区的长官外,唐太宗还主张民族平等,“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元朝忽必烈所实施的民族政策是在边远的民族地区设置民族自治性的管理机构,同时大胆任用各民族的人员,让他们在蒙古贵族的领导下共同管理国家事务。明朝任命少数民族“土司”或“土官”统治各民族地区。清统治者“剔除了传统正统观中的民族偏见成分,形成以推崇‘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继承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在中央设理藩院管理民族事务,并实行抚纳汉族、联姻蒙族、宗教用藏等民族政策。在统治阶级采取适宜各民族特点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在边疆各少数民族还存在诸如盟旗制度、头人制度、山官制度等各民族认同的政治体制。以上民族政策及少数民族的具体做法,是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早期表现形式。客观地讲,历代统治阶级在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虽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但他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现并遵循着民族及民族问题发展的某些规律。
  从上述分析来看,尽管历代统治阶级站在自身的立场,实施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带有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性质,但其中仍不乏有其精华。对这一点,邓小平进行了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历代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善加辨析,剔除其中不利于处理民族问题及形成良好民族关系的糟粕,汲取有助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合理部分,这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中国的孕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养分。
  
  2.历代进步思想家民族观的合理内核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熏陶
  不仅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受传统民族观念的影响,而且进步思想家在民族及民族问题的看法上也受到传统民族观念的感染。春秋公羊学中就有“大一统”民族观的记载,“大一统”民族观即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的民族观念。两千多年前,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曾提出过一种以文化心理素质为基准、不分族类、一视同仁、兼容并包、共同发展的民族观。孔子的民族观表达了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如何处理华夏与戎狄的关系上,提出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这对封建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儒家民族观自然影响着后来各种民族观的形成。如贾谊的“尊王攘夷”思想与“三表”、“五饵”之术;司马迁主张民族平等,认为夏、商、周之君,春秋以来列国诸侯,秦汉帝王乃至四方族都是黄帝的“苗裔”,皆我族类;司马光提倡民族和睦观、民族平等观、民族诚信观;唐鉴“猖亦人也”的民族观;梁启超竞争进化、多元结合、动态平等和文化交融的民族观;孙中山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强调国内各民族平等和团结、创建中华民族新族体的中华民族观。进步思想家的民族观蕴涵的合理内核对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自然受其熏陶。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进步思想家民族观的合理内核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颗优良种子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扎根营造了丰厚的思想基础。
  
  二、马列主义民族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优良种子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作为适应时代发展、内容丰富的科学体系,并不是从象牙塔或书斋里臆造出来的,而是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以深邃的眼光,基于中国民族结构特点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继承、发展和超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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