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混”现象的三大原因(2)

      先赋性的身份压制了自致性能力：
　　“混”现象产生的现实困境
　　所谓先赋性身份，是指个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社会赋予的客观条件；所谓自致性能力，是指通过个人后天努力所达到的身份和地位的主观条件。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能够为其社会成员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么，它就是充满活力的。[11]当然，向上流动机会的获得必须以自致性能力的发挥为前提，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于社会活力发挥正能量。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是以释放人们的欲望为动力的，而从社会身份的角度视之，这种欲望便表现为人们向上流动（社会地位和职业的提高）的强烈预期，表现为对自致性能力的向往和尊重；而从社会流动的角度视之，这种欲望的结果表现为自致性因素的增加和先赋性因素的减少。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前，那种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因素基础上的家庭出身、户口等“先赋性”身份，一直成为判断和决定人们命运的重要标准，甚至可以说，那时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是建立在先赋性因素的考量之上的。譬如，一个人的家庭阶级出身在“文革”期间乃至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整个时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赋性因素，并影响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尤其是那些家庭阶级出身“不好”的人，所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因为“不好”的阶级出身这一先赋性因素是受到制度的歧视和排斥的，其社会流动的管道是被国家管制的。这不仅成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身能力与素养提高的障碍机制，而且也导致了社会竞争和活力的丧失。而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流动环境，激活了社会流动机制，提高了社会活力。而自致性因素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改革开放的动力之一。在不少情况下，这都被看作是我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不能不看到的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流动的空间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扩展，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12]出现了先赋性以及类似先赋性因素（如单位制、所有制等）对社会流动限制作用的回潮。被社会各界热议的“官二代”、“富二代”、“民二代”、“穷二代”等社会阶层固化的“二代”现象的出现就是证明。所谓“二代”，是指父辈拥有什么身份，子辈便继承性地拥有了这种身份。阶层固化是先赋性因素在当下中国广泛存在的反映，是先赋性身份压制了自致性能力的结果。虽然现在还不能对先赋性身份压制自致性能力的社会影响，作出全面而准确的判断和评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一现实的社会环境引发了“混”的不良心态。
　　现在成了一个“拼爹”的年代。“我爸是李刚”能够成为网络热词并进入到日常话语之中，就在于它和当下中国的现实是如此的贴切。当然，这个“拼爹”中的“爹”自然是指强势的、或富或贵、或既富又贵的“爹”。有了这样一个好爹，对于子辈来说，自然是“好事”，因为他可以凭借先赋性因素获得较别人更多的资源。但是，这样的“好事”却在向着坏处发展：他们学习不需努力、就业不用操心、花钱不必在乎……似乎一切都不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只需要动用一下“爹”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就可以轻松搞定，这不仅养成了他们飞扬跋扈、狂妄自傲、懒散懈怠、不求上进的心理，而且失去了培养自致性能力的耐心和毅力。可以说，“混”的心态在这些“拼爹”的二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他们在大学里“混”日子，玩酷甚至炫富，作为主业的学习却抛到了九霄云外，与其他同学相比，他们的自致性能力差了许多，却照样可以在毕业时得到一份体面的职位；他们在工作单位“混”日子，却不必在意单位领导和同事的看法和意见，即便如此，奖励、荣誉甚至晋升等各种机会都会如期而至。
　　“拼爹”一族存在的现实，在强化他们这一群体的先赋性身份的重要性，弱化他们自致性能力获得动力的同时，也在整个社会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和“我爸是李刚”这一霸道的网络热词相对应，“为什么我爸不是李刚”也迅速蹿红，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社会上弱者的无奈。对于社会上的弱者来说，先赋性的身份是无法选择的，但后天获得的自致性能力的作用不彰，这无疑堵住了他们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大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减弱了他们自致性能力获得的动力。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是何等响亮，它激发了许许多多的贫寒子弟努力拼搏，而且他们正是通过自致性能力的获得，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转折。2008年麦子的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网文，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就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城乡户籍这一先赋性因素所产生的不平等，但农家子弟经过努力与奋斗，还是能够取得和城里的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然而，2011年的另一篇网络文章《我奋斗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实实在在地道出了那些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的无奈、无助甚至无望。在作者的笔下，让人强烈感受到的一种意识是：竞争已不再发挥作用，能力、业绩的作用也已微不足道。毫无疑问，这击碎了“知识改变命运”给人的激励和梦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会强化先赋性身份在他们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弱化他们自致性能力获得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愤慨、不满③，但这都无济于事，于是，“混”也就成了他们的基本人生态度。
　　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如此，队伍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更是如此。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只是为改变他们的身份提供了名义上的可能。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安排，也由于目前我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固化，形成了严重的社会结构壁垒，阶层、群体之间的流动受阻，导致绝大多数农民工最终只是空间的位移，他们改变身份的愿望经常会化为泡影。想改变身份，反映出他们对自己先赋身份的不认同；而身份改变不了的现实，反映的是先赋性身份在社会上的顽强存在，反映的是先赋性身份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由于无论自己做出何种努力，都无法摆脱先赋性的身份，于是，他们便有了“混”的人生态度，留下的也只能是“混”的人生轨迹。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