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听众:中国传播研究的需求与使用(4)

　　确实，通过改变我们的交流方式，可以达到更加民主的目的。然而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指出，这种说法颠倒了因果关系。对话不能创造民主，相反，是民主创造了对话。他认为，对话本身并不必然导向民主，它必须要在一定的规则之下才能产生民主的结果。对话要求平等，但真正的民主不一定以平等对话的形式出现，每个人只能在规则赋予的范围内行使表达权利。这种制度约束下的交流不一定总是一团和气、亲切友好的对话，常常会是争执与攻击，甚至让人不堪忍受。因此，对话既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我们生活中观察到对话具某些民主的特征，恰恰是民主观念渗透进日常生活的表现。所以是民主促进对话，而不是反过来对话导致了民主。舒德森的这些观点提醒我们，期待对话能导致民主，在逻辑上犯了倒因为果的错误，从中国当前的经验上看，也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加以支持。从2009年云南发生的躲猫猫事件中可以看出，缺乏制度保证的对话最善的结果是无功而返，最坏的结果或许是通过伪事件的表演愚弄公众。
　　
　　五、结语：学术独立与多元的听众 本文从传播研究的听众角度，回顾了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同时也留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传播研究没有做出应有的成绩?虽然我们可以辩解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环境较差，社会科学研究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等，但是从本文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研究者并不是被动接受、无所作为，而是在积极地制造(或迎合)听众，改造着“传播学”。存在选择和自由意志的地方，责任就不应该缺席。尽管中国传播研究的起点是追求学术独立，但在寻找听众的过程中，却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点：
　　一是学术研究的听众单一。学术独立并不意味着躲进象牙塔，它至少应该具有公共性。学术研究的听众应该是多样化的而不仅仅依附于某些群体，但反思传播研究在中国的30年，主流成果的服务对象是政府、企业，很少把包括其他学科在内的学术共同体、普通传播从业人员，甚至公众作为听众。
　　二是出于对自身正当性的焦虑，中国的传播研究沉溺于证明研究的实际功用，几乎没有提出过独特的议题。整体上看，中国的传播研究的想像力比较贫乏。主流的研究缺乏积累与规划，随波逐流，没有影响现实，只是被现实所影响。许多成果只是在为现实做注脚或者正当化，很难脱离政治、商业体制和西方学术范式，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三是反思精神不够。西方传播研究源于战争宣传和市场营销的需求，但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传统(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它并没有放弃理论建构，与工具理性保持了一定距离，这才有了施拉姆所建立的“传播学科”。在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下，以法兰克福学派为先锋的批判学派又对管理学派的研究范式进行犀利的批判。正是在这种工具取向与学术取向的张力下，才有了传播学科和传播学术研究的继续发展。但是反观中国，三十多年来除了不断追逐现实的需求外，缺乏学术独立的制衡，在理论建构方面几乎乏善可陈，这恐怕与缺乏这种反思精神有相当大的关系。
　　除了上面回顾的历程外，近些年来国际学术界部分关心中国的研究者又成为了中国传播研究的新受众。尽管他们人数有限，但是因为中国学术评价标准的变化，国际学术期刊的发表成为重要指标。国际化和规范化是进步，但是又出现了一些从西方语境出发迎合国际听众的研究，出现了为学术中心提供剪裁过的素材，或将去语境化的西方理论强加在中国经验上的现象。这一趋势将会对中国传播研究产生何种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中国传播研究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若问题和诉求脱离中国现实，仍将难以获得真正的学术自由与独立。
　　
　　参考文献：
　　[1][美]刘易斯·科塞，社会思想名家[M]，石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3]余也鲁，传播学及“中国传”在中国破冰之旅[A]，王怡红，胡翼青，中国传播学30年[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lO，
　　[4]张隆栋，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上)[J]，国际新闻界，1982t(2)，
　　[5]陈力丹，新闻学：从传统意识到现代意识[A]，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学研究10年：1978—1988[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6]刘海龙，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J]，国际新闻界，2006，(5)，
　　[7]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EJ3，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4)，
　　[8]胡翼青，播种与孕育：重述中国传播学的第一个10年[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9]吴冷西，新闻舆论界的作用令人深思[N]，人民政协报，1989-07-18(1)，
　　[10]沈纯，辛勤耕耘结佳果：明安香先生访问记口]，公关世界，1997，(12)，
　　[11]喻国明，“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为什么要极其重视零售市场[A]，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c]，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12]韩运荣，有关传播学在中国发展途径的探讨——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A]，段鹏，传播学在世界[c]，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13]吕新雨，赵月枝，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0，(12)，
　　
　　注释：
　　参见《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2期《美国报纸的职能》一文，郑北渭译。
　　参见郑北渭为《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写的译者按。载于《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第l期。
　　参见郑北渭《关于传学的若干问题》一文，载于《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3期。
　　参见威尔伯-施拉姆《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四个奠基人》一文，王泰玄记录，载于《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2期。
　　参见安岗《研究我们的读者》一文，载于《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版》[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以及安岗《我们要有向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的浓厚空气》一文，载于《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一书，工人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