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后现代的乌托邦(2)

作者:赵司空 更新时间:2010-10-31 10:08 点击:
【论文发表关健词】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乌托邦;历史哲学;历史理论
【职称论文摘要】
当时,西方左派有三种不同的分析苏联社会的理论模型,一种是过渡社会理论模型,另一种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模型,还有一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模型。在赫勒以及其他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看来,苏联东欧社会既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当时,西方左派有三种不同的分析苏联社会的理论模型,一种是过渡社会理论模型,另一种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模型,还有一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模型。在赫勒以及其他布达佩斯学派的成员看来,苏联东欧社会既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其他的某种东西”[4](P221),它最显著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对需要的专政”(dictatorship over needs)。他们之所以认为苏联社会不是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价值范畴,它一方面要实现某些价值,这些价值包含自由、平等等理念,另一方面要消除现代性的弊端,这些弊端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压迫,也包括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压迫,还包括对公民自由权的剥夺,以及现代工业化所带来的痛苦、社会灾难、非理性、战争、军备竞赛等现代性的弊端。然而,苏联东欧国家既没有实现以上正面价值,也没有减少这些弊端,甚至是增加了现代性的弊端。所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苏联东欧社会均不能算做社会主义国家。
与之相伴的是,非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苏联出现了严重的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认为苏联式统治体系具有合法性的人相对较少,主要限制在统治精英集团内,而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则拥有可供选择的政治秩序图景,也就是西欧的或北美的民主-法治国家的模式。赫勒等人认为,苏联的合法性是一种“自合法性”(self-legitimation),它是由统治者自己制造的一个神话而已。当然,“统治”和“自合法性”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但是当政党无力(或无意愿)将这一切公开阐述和呈现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则必然到来。要克服合法性的危机,“必须重新引进一定数量的形式合理性、多元主义,最后,还必须容忍向不同统治体系的转变”[4](P155)。
  由此可见,通过反思苏联社会,赫勒至少强调了两点:其一,社会主义是一个价值范畴,它至少包含自由和民主理念,以及多元主义价值观和政治生活自由度的提升;其二,从价值理论过渡到政治图景,赫勒认为社会主义还应包含可供选择的政治图景这一层含义,它容纳了合理性、多元主义等要素。这些新的要素为赫勒的新社会主义理念奠定了基础。
  二、后现代理论范式的建构
  多元的社会主义理念是在后现代的范式下建立起来的,而后现代的范式就是历史理论,它取代了历史哲学这一现代性的范式。历史哲学的范式承认历史规律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就处于历史规律的终点,并且,由历史规律所带来的社会主义是必然发生的。历史理论的范式则将社会主义看做价值多元的,它并不代表某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只是诸多历史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
  (一)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大写的“历史”,这一大写的历史是普遍的、线性的,包含过去与未来,遵从因果规律,从过去中总结规律,并以此预示未来的发展,其目的就在于对未来作出许诺和警告,“许诺和警告是历史哲学的功能”[5](P222)。那么,作为历史哲学的关键要素的历史规律如何使许诺和警告变得更有说服力呢?历史规律将大写的“历史”看做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其中,历史进步理论将大写的“历史”看做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连续发展过程,历史退步理论则相反,将大写的“历史”看做从“高级”阶段到“低级”阶段的连续;历史循环理论则将“历史”看做同一过程的循环往复。但不论是历史进步论、退步论,还是循环论,都认为连续的历史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赫勒指出,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承认历史的进步、退步或循环,关键在于是否将它们本体论化(ontologize)。历史规律行使其许诺与警告的功能正是通过这种本体论化而完成的。
  与社会理论相结合,赫勒分析了以下三种将进步本体论化的表现形式:第一,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既是历史进步的顶点,也是线性发展的出发点,并且,历史将沿着这条线性连续地进步下去,表现为知识、财富的进一步积累;第二,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是进步的产物,但是它的进步趋势却会在未来某一点上发生断裂,这种断裂以革命的方式呈现,并将在革命后延续新的进步趋势;第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进步的产物,这种进步被看做与过去(和现在)的彻底断裂,这种彻底断裂呈现为一种“伟大的拯救”,它或者是来自外力的救赎,或者是自我的救赎。
  第一种对进步的本体论化的解释显然是针对理性主义的,而后两种解释则从不同的角度针对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传统。首先,从革命的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是以革命的方式发生的,而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将延续进步的趋势,具体地可以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即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时,革命就不会发生,资本主义的进步将继续,而一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再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时,革命就发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保证生产力的继续进步和发展。而第三种解释,即彻底的断裂与救赎的解释则既针对基督教的救赎论,也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救赎论,其中,外在的救赎是基督教的,而自我的救赎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劳动,并且在卢卡奇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劳动使人成为可能,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却是异化的,它不仅使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而且使人与人之间,使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更为关键的是,不仅工人阶级被异化了,而且资本家同样被异化了,因此,不仅工人阶级需要被救赎,资本家也同样需要被救赎。卢卡奇则用“物化意识”的概念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尽管他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并未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卢卡奇认为物化意识深入到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使其置身碎片化的状态却不自知,因此必须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由意识到革命,由理论到实践,实现无产阶级的自我救赎。
  这种将进步本体论化的历史规律必然遵从单一的历史逻辑,其终端就是社会主义,而历史理论恰恰要打破这种单一的历史逻辑,转而遵从多元的历史逻辑,肯定历史的可选择性。
  (二)转向历史理论
  历史理论在赫勒那里具有关键的作用,它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或者称之为后现代的理论范式。历史理论范式的提出是与赫勒对现代社会的多元逻辑的理解息息相关的。她归纳了现代社会的三种逻辑,认为这三种逻辑是并存的,遵从哪一种逻辑只是主体的选择,并不是历史规律所必然决定的。这三种逻辑分别是市民社会的逻辑、工业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的逻辑,其中市民社会的逻辑与社会主义的理念是紧密相关的,同时也与其他两种逻辑发生关系。或许正是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阿拉托认为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正体现在对市民社会的强调上。同时,历史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后现代理论的范式是与赫勒对后现代的理解分不开的。赫勒将她关于后现代的观点称为“后现代理论”而非“后现代主义”,因为她认为“主义”是排他的、解构的,而“理论”则是包容的、建构的。正是这样的立场使得后现代的乌托邦在赫勒那里成为可能。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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