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场域中的制度化机制研究

        一、研究的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始终是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的热点话题。作为一项由政府提出并主导实施的国家高等教育战略，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进程始自一九九八年的“五四讲话”，至今已经走过十七年的历程。从最初的“211”和“985”工程，到后来“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和“2011计划”，一方面政府部门不断出台关于继续和加快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被纳入各类“工程项目”的高校先后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目标和战略规划。回顾这一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高等教育制度安排，“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进程仍在持续和深化，探究该过程中的制度化机制，无疑对于高等教育组织和制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组织的制度分析的重点大都放在了现存制度如何影响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上，但很多学者也逐渐注意到了应当被优先解释的问题是，新制度是如何存在于某个场域中并不断地扩散并得以维持的，也就是所谓的“制度化”的问题。新制度主义学者朱克尔（1977）认为：“制度化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或属性变量。”[1]也就是说，制度化既是一种历时性的过程，也指已经获得某种确定状态或属性的一套社会安排;当一种社会模式逐渐实现再生产时，会将其存在的原因归结于社会过程中相关制度要素的影响。本文所探讨的，正是这样一种作为过程的高等教育的制度化现象背后的机理。从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视角出发，如果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看作一个组织“场域”，笔者不禁想要探究，该场域中的制度化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其不断扩散和得以维持的机制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重点在于研究制度化的影响性机制。

二、新制度主义的三种制度化观
组织和社会系统中的制度化现象，已经引起了不同学科研究者相当多的关注。在众多的学科和理论中，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给出了三种具有相互竞争和互补性的观点，每一种观点都基于各自不同的假定。
第一种观点主要考虑的是制度的成本和收益，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基于回报递增的制度化，即一种制度系统的形成和维持主要是由于该制度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得到的正反馈。很多制度得以持续而难以改变是由于一种“路径依赖”，即坚持同样的技术路线就可以获得奖赏，而替代路径则可能付出更高的成本代价，即便后者可能是更优的选择。亚瑟（1994）认为，这种正反馈的必要条件是高初始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和采纳预期。[2]在我国建设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过程中，国家的高规格的战略部署，巨大的财政经费投入，中国大学近十几年来的发展成果和大学组织之间的互相仿效与趋同化发展，使得“制度矩阵中产生相互依赖的网络，以及日益递增的回报积累和制度预期”[3]。另外，制度化的过程还受到不完全市场的影响，如果市场是透明和开放的，那么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就会被发现和消除。而中国大学的举办、管理和评估体制的主体单一性，决定了高等教育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这也部分解释了官方主导下的一流大学建设更有可能形成所谓的“制度路径依赖”。
第二种制度化观点不强调激励（成本和效益）作用，而是强调承诺或者忠诚的作用，其核心要素是规范与价值观。塞尔兹尼克（1957）认为，“制度化就是向手头任务灌输技术要求之外的价值观”[4]，它通过尊崇或强化某些规则和程序，创造与之相应的行动仪式与意识形态，进而形成一种更为浓厚的制度观念与文化。这种制度化观强调的是身份的作用，组织和个体是谁？在特定情境中其恰当的行为方式是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场域中的制度化的核心在于塑造共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政府与大学、大学组织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承诺”纽带和关系合同，政府高等教育强国的巨大动力和大学组织追求声誉与卓越的内生价值观具有某种共通性。国家按大学组织的身份和地位分配资源，大学组织则做出“恰当”的回应和表态。政府与大学间不但存在着互惠合作的伙伴关系，而且还不断建构着相关的行为规范与价值体系。
第三种制度化观带有浓厚现象学色彩，强调思想观念和文化-认知这些主观因素的日益客观化在制度化中所起的作用。按照伯格和拉克曼（1967）的观点，制度化就是意义的外化、客观化和内化的过程，而所谓“客观化”就是“行动者与社会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意义，相对于行动者而日益成为外在于行动者的事实的过程”[5]。他们还强调在制度化过程中“共同信念”向第三方——即没有参与建构这些信念的人——进行传播和扩散对于制度化的重要作用。用这种制度化观来观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过程，从最初的各类工程项目和各种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争论，到后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组织场域中人们所接受和习惯的客观概念，人们已不用去探讨要不要建设一流大学，甚至许多人都可以基于理解说出一流大学的模板和标准，现在讨论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去做。
三、制度维持与扩散的基础性要素
制度的概念往往意味着稳定性和持续性，许多研究者认为制度一旦完成，不需要进一步努力就可以自我维持，制度依靠其惰性或者惯性得以存续。但实际上，制度只有在“行动者能够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结构的意义上才是可持续的”[6]，而制度的维持与扩散需要得到相关机制的支持。

       前面提到的三种制度化尽管强调了不同的制度层面，提出了不同的制度机制，但这些主张并非是必然冲突而不可调和的。真正富于生命力的制度化，常常是这些相互作用并互相强化机制的共同产物。有鉴于此，斯科特等人（2000）总结了制度化的三类基础要素来解释制度的影响机制，认为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对于制度维持和扩散具有关键性作用。[7] 

　　 规制性要素强调合法的控制权威和强制手段，例如对组织进行有效的监督、制裁和惩罚等。除此以外，规制性要素被视作一种强制权威还是某种诱惑，对于制度化的效果有不同的影响。例如，国家对于大学的发展，是采取完全行政命令式和统一模式的管理方法，还是采用激励模式和评估机制来进行治理，其所产生的制度化效果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过程中，政府的行政权威与诱导性机制并存，从划分高校行政级别、直接任命高校党政领导，到“985”、“211”等工程项目拨款和科研管理体系，规制性的要素可谓无所不在，使得处于优势地位的高校出于权威遵从和争夺资源的考虑而纷纷加入制度化的进程中，从而促进制度在整个场域中的扩散。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