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场域中的制度化机制研究(2)

相对规制性要素而言，规范性要素则更看重较深层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基础，强调网络关系与相互承诺，尽管有时会偏离某些法规或者科层制的要求，但这更有可能被行动者内化。强调规范性要素的学者认为新的程序或制度的传播与扩散，更多反映的是专业人员的网络所传递的规范与价值观的扩展，而不仅仅是规制性政策的变化。当代社会，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不断国际化使得最新研究成果得以快速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学术群体的跨国交流与相互合作，使得学术共同体的实际范围日益扩大;中国的大学主动或被动的处于了世界学术共同体的“规范性”要求与参照比较之中;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越来越受到大学和社会公众的关注，使得大学组织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和努力方向有了更多的认识，也使相关制度规则和价值观在场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关注文化-认知性要素重要性的学者认为，各种“理论化”的观念极大的影响着制度的扩散。制度通过创设共同的参照框架、情景界定和角色模板等来使场域中的制度从外在的政策和规范，转化成客观的、理所当然的各种理解或认知框架。例如，高等教育界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相关讨论，这些观念和认识上的差异与争论，实际上有助于形成丰富的意义沉淀。现在稍微熟悉高等教育的人，都可能对“通识教育”、“教授治学”、“诺贝尔奖”和“去行政化”等词语耳熟能详，虽然不一定能够对这些观念或理论的内涵做到准确把握。在高等教育内部，很多前一阶段具有争议的热点话题，在现阶段可能已经当作某些议程的前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进程在文化认知层面得以继续维持。
四、制度的传递者与制度化
就场域中的制度化而言，制度的基础性要素虽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也要依赖和通过各种传递者来实现制度的维持与扩散。Jepperson（1991）认为无论是规制性、规范性还是文化-认知性的制度要素，都需要各种媒介来传递。[8]Scott界定了四类制度的传递者：符号系统、关系系统、惯例和人工器物[9]，这对于研究者分析场域中的制度化过程很有帮助（见表1）。制度的传递者不仅在客观上起着制度信息传递作用，主观上也影响着人们对于制度的理解、解释和接受。
（一）符号系统
对于制度主义者而言，象征性符号包括了用来指导行为的所有规则、价值观、规范、分类、表象、图式、原型和脚本，对不同类型符号进行取舍和重组，影响到了人们对于场域中制度的认知和理解。正如表1所示，基于不同的制度性要素去分析高等教育场域中制度化现象，所使用的传递者是不同的。以符号系统为例，如果我们强调规制性要素，那么强调的制度传递者是相关政策法律和规章制度中的文本符号;如果强调规范性要素，那么强调的是学术社区中的共同价值观和规范性期待的重要性;如果强调认知性要素，那么共同的认知范畴、特性和典型化在塑造对于“一流大学”的感知与解释方面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二）关系系统
关系系统作为特定场域中制度传递者，要依赖与社会位置相联系的网络即角色系统的互动。如果从规范性和规制性的要素出发，我们关注的是高等教育的权力结构和治理系统。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政府作为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和管理者，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系统和外部治理体系，运用行政命令、政策法规和财政拨款等方式，主导着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资源分配和等级秩序，使场域中距离权力中心较近或者处于既定等级中的位置较好的大学更容易获得资源，也更容易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在场域中的位置。从制度化层面来说，“规制性”要素和“关系系统”对于该场域的制度化，包括制度的形成、传播、扩散和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三）惯例
惯例往往并不是以明文的知识和信念为基础，而是体现了行动者意会性的、深层的和根深蒂固的习惯与程序。尼尔森和温特（1982）认为，参与者的技能和组织的惯例对于组织促进其可靠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10]惯例是在关系系统中习得、维持并更新的，对于组织中的新手来说，可以通过经验型学习和在职培训，也就是所谓的“合法的、边际性的参与”逐步习得共同体的社会与文化实践。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向政府政策靠拢、向研究型大学迈进正在逐渐形成一种组织“惯例”，渗透到大学日常行为的方方面面，而学术共同体中的新手则通过参与教学和科研，例如申报课题、发表文章和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而形成一种行为和认知惯习，这些无疑是“一流大学”的制度化在大学组织中最直接的体现。
（四）人工器物

　　 关于人工器物对于组织行为和制度化的影响，早期的组织研究者们认为，技术对组织结构与行为产生着客观性与决定性的影响;之后的一些学者强调技术是社会建构的，其对于组织和制度的影响，要以各种情景因素与理解过程为中介，同时体现了技术性与符号性要素的影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特定的场域中，与技术相关的各种资源也应当被纳入人工器物的范畴中。对于大学组织而言，从先进的科研仪器到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从校园环境与建筑到后勤服务设施，以及支持这些人工器物运行的资源分配模式，对于制度化的维持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另外，人工器物不仅是“制度的客观情境中的一部分”[11]，它还能够体现和表达特定的思想，因为诸如图书馆和教学大楼从来都是人们观察和评价一所大学最直观的标准。

        研究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制度的扩散与维持必须重视各种制度传递者的作用，它们会影响其所传递的制度信息的内涵，进而影响到制度化的形式与内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大学组织通过各种传递者将制度信息嵌入组织中的过程，而这也为研究者观察该场域中的种种制度化现象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 

　　五、结论与反思
由于新制度主义理论流派吸收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视野，成为近几十年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科研究的一种理论范式。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分析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化过程，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组织与制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认识资源，打开了宽阔的理论发展空间。结合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笔者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场域中的制度化过程不是单一制度机制所决定的，多种制度的基础性要素与各类制度传递者的结合都对该场域中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情境中，不同制度要素和机制之间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复杂的综合模式。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