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电视剧女性形象的嬗变及其文化镜像功能

以波伏娃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被社会和文化建构的。当今中国，作为一种大众化艺术形式的电视剧，在成为民众体验生活、参与社会的重要媒介的过程中，就存在着有意无意地建构女性刻板印象及传播传统性别成见和主流性别认知的倾向。因此，将女性主义视角引入电视剧叙事批评，从社会文化分析的角度来探讨性别框架下的电视剧文本，揭示文本内外隐含的男权话语及“符号暴力”，进而揭示性别、权力与传媒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显得很有必要。本文试图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视剧中，选取《渴望》、《牵手》、《蜗居》三部热播的家庭伦理剧，梳理其女性形象的演变历程，以从中了解女性主体意识在电视剧文本中的嬗变，分析媒体在传播性别观念时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和情感指向，并由此透析其间所传达的时代和社会变迁的信息。
　　
　　一、1990年的刘慧芳：传统道德女性的标本
　　
　　1990年底，中国第一部大型室内剧《渴望》播出时的盛况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女主角刘慧芳的善良、隐忍为人所惊叹，她亦成为一个道德标杆，在电视剧播出多年后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慧芳自始至终是以不愠不火、默默承受一切的姿态出现的，她呈现最多的表情是哭泣、担忧，极少开心的画面，而她那低头走路的神情、偶然间将头发捋到耳后的动作也无不昭示着传统女性的顺从。这不免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在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的压抑下，被磨灭了个性、磨平了性情，早已不知反抗为何物。面对冷漠、蛮横的大姐王亚茹，慧芳也处处忍让，这种软弱的形象正如格雷尔论述的“女太监”，即在男权社会中，每个女人都像太监一样被去势，以此获得女性气质从而得到男性的认可，男权制度下女性的人生境遇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即便对情敌萧竹心，慧芳也从未表现出愤怒，她竞和情敌平心静气地淡论沪生的近况并商量如何帮助沪生。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又一苛刻要求：即使遭遇背叛，女性还是得为男性付出，而女性所受的苦难则由社会的颂扬来弥补。如此，女性所受的悲苦全被神圣化、道德化的光环所遮蔽，表面上是推崇和歌颂，事实上却在强化男权观念，将女性固化到顺从、专～、附属的“他者”地位。大众文化的所有符号体系都具有“神话”的特性，其“魔力”就在于“它已经将现实内外翻转过来，它将本身的历史掏空，并且用自然填充它，它已从事件中移开它们的人性意义，而使它们能意指作用人类的无意义。”可以说，电视剧这一“现代神话”正是利用其制造表象的独特传播手段，将其所要传达的男权意识形态隐秘而巧妙地予以表达，从而“创造、证实和强化一个特殊的世界观”。
　　除了具备传统道德所弘扬的忍让等特质，慧芳身上还体现出母亲甘心为儿女受苦受累、无私奉献的一而。“女人的劣等性在于她从出生就受到重复生活的局限；而男人则出于过一种他觉得比不断延续纯粹的生存更加重要的生活，而制造出各种理由，使女人处于母性的枷锁中，并使这一处境永远存在下去。”母性的枷锁在慧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对养女小芳耗费了大半生的精力，甚至放弃工作全心为小芳治病。在这里，爱、无私、奉献、牺牲等道德要求成为母亲慧芳的代名词，母亲形象成为构建女性性别特征的一个符码，而母性被看作是女性的自然本性，是“性别本质主义”的一种突出表现。强调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本质主义”认为母性源于女性，女性天生更具奉献精神。于是，男性总被归入公共领域，女性则更多地被限定在私人领域，为丈夫、儿女吃苦耐劳、默默奉献。在男权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女性在母亲这一光彩照人的头衔下，立即担负起种种困难艰巨的任务。无私奉献和含辛茹苦成为媒介惯用的话语，这表面上是一种称赞，实际上却成为一种舆论力量规约着母亲的行为。在这种高高竖立的母性符码下，女性又一次失去了主体性，成为依托孩子而存在、行为受规范的“母亲”。如此，对母亲崇高形象的塑造和盲目推崇就变成仅以“母性”来界定母亲生命价值的助推器，从而剥夺了“母亲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丰富性。男权文化中的母亲颂歌，就是以母性遮蔽、剥夺女性其他丰富多样的生命需求，从而使得女性沦为一个没有主体性价值的、仅仅是为满足男性恋母心理需求而存在的工具。”尽管电视剧中的母性光辉震撼人心，但经过选择、剪辑、切割和重新组合，镜头呈现的伟大母亲实际都是人为形塑的“母亲神话”。如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所说，“神话让人们象征性地调节现实世界中遇到的残酷、不公和矛盾。神话的社会功能是把难以理解的文化矛盾解释为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女性在“母亲神话”的麻痹下变得顺从，男权社会正是借助“这一美丽庄严的话语”来举行“被逐女性的社会接纳仪式”，这“实质乃是父权社会实施的一种控制和驯服心灵的缜密温柔型的权力技术，它不仅将女性的生命囚禁于父权权力机制所指定的位置，而且将对女性感性生命的践踏圣洁化了。”
　　慧芳集温柔、贤惠、克制、包容、忍让等优秀品质于一体，其形象完全符合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的社会需要。这个父权文化建构的自我意识缺失的道德符号，颇受观众的喜爱和推崇，在当时，“娶妻当娶刘慧芳”的呼声甚嚣尘上。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经历改革开放的浪潮，逐步寻求与世界的接轨，但国门洞开后，在引进国外先进理念的同时，也涌入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思想。“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趋利倾向：一方面削弱了公众对性别歧视现象的敏感和批判能力，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强化了部分人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在这个国人的思想被东西方文化碰撞产生的矛盾所裹挟。左冲右突而不得镇定之时，慧芳的形象正符合人们呼唤传统道德的诉求，人们渴望社会重拾温情，人性重归质朴，道德重塑权威。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改革之势的冲击和政治风潮的阵痛后，人们普遍渴望母性的温暖和安抚，男性更是集体向往温柔善良、宽容忍让的传统女性。慧芳的形象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男性的心 理期待，其奉献式的素朴人生、温良恭俭让的传统性情多方位地满足了男性的心理需求，意识形态的询唤与抚慰功能在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表演。剧中文革至1980年代的时代背景为慧芳这一人物性格的塑造提供了逻辑支撑，也为给观众树立道德楷模提供了良好契机。《渴望》的热播正是对20世纪90年代初的社会现实状况的重述，慧芳的形象体现了当时强势男权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忱憧憬和对道德理想的热切呼吁。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