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下的翻译暴力问题

作者:陈志耀 更新时间:2010-09-17 10:00 点击:
【论文发表关健词】权力话语;翻译;语言暴力
【职称论文摘要】
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将翻译放在一个更广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分析成了大趋势。从福柯关于“权力话语”的观点出发,本文分析了翻译中存在的语言暴力与文化帝国主义等,从分析中发现翻译的对等是很难实现的,翻译与暴力紧密相连。

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从苏珊·巴斯莱特和安德烈·勒夫菲尔等一批学者将文化转向这一术语引入翻译以后,翻译学的研究视角就渐渐从微观考察,转入宏观分析,即从宏大的文化视角来研究翻译问题,如Hatin and Mason 在其著作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中将翻译界定为“一定社会语境下发生的交际过程”,因而要求译者“不仅具有双语能力,而且具有双文化视角”。这样一来,与翻译密切相关的问题被纳入翻译研究进行分析,翻译学作为学科的特殊性,即翻译学是跨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哲学等等很多领域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也得到彰显。
  一、关于权力话语
  权力话语理论(theory of power and discourse)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来的,是上个世纪后半叶至今最具影响力、最具广泛意义的思想理论。它对于翻译研究的影响也是巨大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所谓“权力”,通指一切控制力与支配力,是一种行为方式,支配人们的行为和控制人们的思想。其中有形的,如国家政府机构、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宗教思想、美学思想、价值观念等等。福柯认为,权力不是一件可以占有或夺取的东西,它牵涉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因此是一种“关系”,一种“抗争”。福柯所谓的“话语”不是指语言学和文艺学中的话语概念,而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话语”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与权力发生着无时无刻的关联。因此权力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形成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使得任何社会活动都无法脱离这张网而独立进行。翻译作为连接原语语言和文化与译语语言和文化的活动,更不可能独善其身,远离权力话语,远离政治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抗争。
  权力话语理论以其跨学科性质,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占据着重要位置,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因素引入翻译研究,指导和限制着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翻译实践中隐含的知识、权力关系及知识权力运作的复杂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说,表面上,理解的交往过程处于和谐之中,但事实上,这种和谐掩盖着意识形态即权力话语的压迫,因而交往过程是不平等的。翻译领域也是一样,从表面上看,翻译就是在语言层面上将原语转换成译语,是一种和谐的转换过程,而事实上,翻译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权力话语的制约,翻译暴力问题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二、翻译的暴力
  翻译的暴力早在1865年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就已经把翻译与暴力等量齐观:“当你为一个国家提供一篇翻译时,这个国家差不多肯定会把这翻译视为针对自己的暴力。”(王宏志,1999:29)翻译的暴力具体体现在对原文的任意删节,改写,扭曲;原语塑造形象在译语中的变形或身份的“易位”;原语主题在译语文化中的篡改;原语语言风格在译语中完全颠覆等等。印度尼南贾娜在其《为翻译定位》(Sitting Translation)一文中用了大量篇幅阐发话语权力与翻译的暴力操纵问题。结合同时代的斯皮瓦克,他们将翻译完全看作一项国际性的政治活动,特别注意隐藏在翻译中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不平等关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大环境下,考察文化霸权,考察翻译的暴力。下面以实例来论证权力话语下的翻译暴力:
  1.对原语的任意删节
  爱尔兰女作家艾塞尔·丽莲·伏尼契所著的小说《牛虻》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十分风行,译本《牛虻》成为了广泛影响译语社会中的青年一代的经典之作。然后那个时候的译本却正是权力话语下的翻译暴力的典型,译本有多处对原作的任意删节,例如:
   (1)“pange, lingua, gloriosi Corporis mysterium, Sanguinisque pretiosi” (Voynich 2005: 221) .
   (2)On and on the procession paced in order; form succeeding to form and color to color. Long white surplices, grave and seemly, gave place to gorgeous vestments and embroidered pluvials.
  例1引自《圣经》,例2是对宗教活动的一段描写。这两个例子的共同点是,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圣经》是西方宗教文化的象征,《圣经》的引语和典故都被奉为最灿烂的文化遗产。然而,这些杰出的文化元素却没有在译本中翻译出来,更有多处与宗教相关的句子和段落全部被删减。归根结底,权力话语在这种任意删节中起着操纵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任何形式的宗教都是不可能有存在空间的,整个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严酷的反宗教运动,任何与宗教有关的东西都被视为是反动的。所以译文直接将其删节,而只保留原文中被认为是进步的,革命的的正面内容,为树立一个革命经典服务。
  2.对原文主题的任意篡改
  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在国内外曾引起了巨大反响,曾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小说的结尾写道:“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人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但是1945年伊文·金的译本结局有所改动:译文是:In the mildness of summer evening the burden in his arms stirred slightly, nestling closer to his body as he ran. She was alive. He was alive. They were free.
  老舍意图用这个不团圆的悲惨结局揭示了旧社会里劳动者不会有自救的可能,可是译者却以美国式的大团圆的诗情与浪漫来结束小说。译本曾引起轩然大波,可是它的形成却是有力的证明了权力话语对于翻译的操纵。当时美国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可以做一个合理的解释。美国人刚从世界大战的磨难中走过,期待光明,渴望生存,希望可以重建信心,团圆才更能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鸣。
  3.对原文语言风格的颠覆
  晚清时期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在语言风格上有着较大改变,当时的国民意识中普遍认为文言比白话高一等,所以那个时候的诗歌翻译都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近体诗形式。这个时期的翻译无一不打上了权力话语的烙印。
  三、结语
  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原文在从一种文化环境转换到另一种文化环境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会经历文化的洗礼,在文化的碰撞中整合出新的文本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话语从各个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翻译,发生着民族与民族间的碰撞和抗争,也发生着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抗衡。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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