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2)

　　根据理论研究，城镇化之所以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是因为城镇化带动了农村居民劳动配置优化。因此，已有相关经验研究通常将农村居民收入设定为城镇化与农村居民劳动配置影响因素的函数，后者包括农村家庭内部特征与外部环境因素，即将检验模型表述为：
　　lnyit=c+βlnurit+λΧit+γΖit+μi+εit
　　其中，lny为农村居民收入的自然对数值，lnur为城镇化率的自然对数值，X为影响农村居民劳动配置的家庭内部特征向量，Z为影响农村居民劳动配置的外部因素向量，μ和ε分别表示不随时间变化和随时间变化的、未观察到的其他潜在影响因素。下标i表示第i个省级单位，t表示年度。
　　利用上述模型，我们要检验的第一个问题是城镇化是否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了正向影响。根据理论分析，可预期模型中lnur的系数β为正值。
　　理论研究表明，按照生产部门发展与城镇化的内在联系，可将城镇化区分为由农业部门推动的城镇化和非农产业推动的城镇化两个类型。[2]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会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生产部门转移产生“推力”，城市非农部门生产率提高则会对农村劳动力向其转移产生“引力”。在“推力”或“引力”或两种力共同作用的背景下，城镇化发展策略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城镇化。通常而言，由农业发展和生产率提高推动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往往伴随着农村产业升级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由城市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发展或生产率提高吸引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则并不必然表现这一特征。从另一角度，根据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距离的远近或者是否跨区域迁移，国内一些研究者将城镇化划分为异地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两种模式。[12][13]显然，不同部门生产率提高推动的城镇化、不同空间组织模式的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
　　首先，相对而言，农业发展和生产率提高推动的城镇化，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更直接，环节更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也更小。城市非农产业发展和生产率提高推动的城镇化，农村劳动力必须通过大范围的空间转移，或者通过其他更间接的方式，才能获得收入的增长。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约束以及市场分割、产品价格粘性的现实条件下，由不同生产部门发展和生产率提高推动的城镇化对于农村居民收入产生的效应并不相同。
　　其次，城镇化的就地与异地模式，意味着农村居民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城镇化之中，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影响的渠道和环节多寡同样也有差异。相对于就地城镇化，异地城镇化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配置的成本更大，城镇化对农村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能力下降。
　　因此，有理由认为，如果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正向作用，那么，偏向于由农业发展和生产率提高推动的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的正向影响会更大。当然，理论分析也表明，这种影响的差异也取决于农村居民家庭内部特征以及外部环境因素。本文也将通过分别构造子样本检验这两个问题。
　　（二）检验方法与数据样本
　　受数据序列长度约束，我们选择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前面的模型。Nguyen指出，在实践上，估计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两方面的困难：一是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跨地区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在相邻地区，一个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对另一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会产生明显影响;二是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问题，城镇化并不是一个随机过程。[2]本文选用省级面板数据，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克服第一个困难。对于第二个困难，参考Nguyen的做法，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来排除面板模型中不随时间变化的未观察到的影响μi，以此减小估计结果的内生性偏误。
　　至于其他解释变量，根据章奇等、约翰·奈特等、刘生龙和周绍杰，以及骆永民和樊丽明等的研究成果[14][15][16][17]，本文将农村家庭受初中程度以上教育人口比重（edu）、家庭常住人口规模（fas）和家庭在校学生人数比重（stp）纳入影响农村劳动配置的家庭内部特征向量范畴，而将公路密度（rd）和人均拥有耕地面积（par）纳入农村家庭劳动配置的外在影响因素范畴。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均利用定基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去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这些指标与农村家庭内部特征及人均耕地面积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和《中国住户调查年鉴》。由于缺乏农村公路密度相关数据，本文使用所在省、区、市的公路密度作为替代，考虑到官方公布的公路数据为年底值，因此检验时该指标使用的是上一年度值，其原始计算数据与城镇化率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样本面板的横截面纬度为31（全国31个省、区、市），时间纬度为8（2005—2012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城镇化发展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使用Eviews6软件，对于每个样本，我们都分别对各数据序列进行LLC和Fisher-ADF单位根检验，以及针对模型相关序列的Kao和Pedroni协整检验，以避免出现伪回归。同时，进行Hausman检验以证实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合理性①①基于篇幅考虑，相关检验结果在文中不一一列出。。

      对于整个样本，我们得到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估计结果表明（表1第2列），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显著正相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城镇化水平的弹性系数值为1.757，这意味着城镇化发展能促使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以更高的速度增长。这与宋元梁和肖卫东以及陆铭和陈钊等早先得到的结论相一致[5][6]，也支持了当前我国以城镇化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重要手段的政策导向。
　　为了更细致地分析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渠道，我们将农村居民纯收入分解，分别检验城镇化与我国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构成之间的关系。估计结果表明（表1第3—6列），城镇化水平与我国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构成之间同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非对称的。城镇化对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产生的影响最大，对工资性收入产生的影响次之，财产性收入第三，对家庭经营收入产生的影响最小，它们对于城镇化率的弹性系数分别为3387、2369、1839和1656。事实上，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主要由亲友赠送所得与政府转移支付组成。一方面，城镇化发展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进行户籍迁移以及大量的非户籍劳动力转移，就业于城镇非农部门亲友的汇款成为了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城镇非农产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力，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扶农惠农政策力度的加大，城镇发展、工业发展也加大了对农村、农业的直接“反哺”。与此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候鸟”型转移[18]，使得农村劳动力不断减少，在城镇化发展增加农村农业产品与农村资源依托产品需求的双重作用下，不但使留守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得到提高，农村家庭依托资源禀赋开展多样化经营的激励也得以强化。因此，城镇化发展推动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增长。而城镇化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则得益于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打破传统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约束，使得农村居民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有更多机会进入市场。当然，由于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收入，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在纯收入中所占份额仍然很小，城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相对也会体现得更明显。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