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听众:中国传播研究的需求与使用

起源的故事总是容易变成神话。尽管传播研究被正式引入中国才第三个十年，当前部分传播研究史的叙述已经有这种倾向。这些叙事大致可以分为扩散叙事和机遇叙事两类。典型的扩散叙事采用编年的方式，记录某年某月某日某人的讲学或者作品发表。这种叙事将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扩散看成是一个传递过程，被传递的内容在扩散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变化，只有时空的变化。典型的机遇叙事则认为社会环境的变化与需求是导致传播研究在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比如强调某个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或政策出现重要变革，导致传媒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对传播研究的需求。
　　尽管扩散叙事和机遇叙事看上去相互矛盾，但有的时候却共同出现，因为二者具有共同的前提假设：都把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扩散看成是一个简单的被动的过程，似乎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扩散是某种因素作用之下的必然结果，或多或少带有历史主义的特征，偶然性与接受者的能动性则处于缺席状态。笔者拟采取一种不同的叙事方式来讲述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扩散，并将它称为“创造性互动叙事”。该讲述方式把这一历史过程看作传播研究的“传教士”根据对潜在听众的判断，创造性地改造传播研究的目的与构型(Configuratlon)，积极地寻找和满足传播研究听众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传播研究者通过本地化策略，将与西方语境中相异的中国公众转化成传播研究的使用者。与此同时，听众也根据自己的想像和实践，提出新的需求，积极地改造传播研究，使它为已所用。
　　对知识接受者的关注一直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写过《知识人》的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社会思想名家》里也采取了这一叙事。他在介绍每一位社会理论大师时，专辟一个标题讨论“听众”问题，原因是“一位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是通过听众的赞成或反对得到体现的”。对于一个正在追求自身正当性的学科而言，听众问题尤其重要。对信息接受者的预期影响着传播者的修辞策略甚至内容。因此，寻找听众的过程展示了新学科(包括其背后的文化、政治体制)与另一种文化和政治体制相遇时所采取的一种积极的生存策略。
　　之所以说这一互动过程具有创造性，表现之一是互动双方都没有严格遵守既定剧本，而是根据场景的不同，富有创造性地即兴表演。甚至从实用主义的原则出发，创造新的场景演绎剧本。在传者和听众的积极参与之下，中国当代语境中的“传播学”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随着传受双方的身份和语境不断变动的概念。中国的“传播学”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传播学在影响了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和实践的同时，也被中国的现实所影响。如果不对这一变化过程保持足够的敏感，中国的传播研究将很难做到自觉和独立。
　　
　　一、新闻学者：传播研究在中国的第一批听众
　　
　　美国学者柯文曾批评过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提出的刺激～回应、传统一现代等命题。他认为把中国的变化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外部因素的刺激，把西方简单地视为“先进的”现代，而把中国简单地视为“落后的”传统，是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表现。在传播研究引进中国的叙事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不少关于这段开疆辟土的历史的讲述方式基本还是罗列中国传播研究者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播理论的翻译与介绍，很少探讨更重要的问题：传播研究是从外部注入的吗?这些先驱者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干一件当时看上去有政治风险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西方的传播研究进入中国以前，当时的学术氛围是否已经产生了接纳传播研究的内在需求?或者换一个不太准确但却更形象的问题：究竟是西方的传播研究率先发现了中国，还是中国率先发现了传播研究?
　　
　　根据现有的材料，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便“发现”了美国刚兴起的传播研究并零星地翻译过几个概念，当时把“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翻译成“群众思想交通”70年代末复旦大学郑北渭等人则把传播研究看成了美国新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比如在那篇中国大陆首次明确译介大众传播研究的《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一文的译者按里，郑北渭写道：“美国许多大学从五十年代前后开始把原来只包括报刊、广播的新闻学系，扩大为包括多种宣传工具的公众传播系或学院。”1981年12月，郑北渭在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介绍了西方的传播学，引起了与会新闻研究者的兴趣，要求他进行详细介绍，于是郑北渭在会上对许多新闻学者做了传播学的启蒙。这次传播学在新闻学者面前的公开亮相成为传播研究引进中国的最重要的预热。
　　郑北渭把传播研究放到了西方新闻学发展的最新动态的框架里加以介绍，把中国的新闻学者作为听众，成功地吸引到了中国传播研究的第一批听众。会场上听众积极的集体反应让中国社科院的一些学者产生了策划一次传播学座谈会的念头。次年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的召开，成为中国部分敏感的新闻研究者接纳传播学的标志性事件。
　　施拉姆1982年5月底6月初的中国之行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印象，他选择了新闻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作为他的听众，访问了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新闻研究与教学机构，还在《人民日报》社作了讲座。根据现在看到的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言，他都首先表明自己曾经是新闻记者，而且强调传播学对新闻学的贡献。他将传播学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四大奠基人的初创阶段；二是美国新闻院系将研究扩大到传播研究，新闻研究成为更大的社会科学研究(传播研究)的一部分；三是未来社会科学将综合成一个学科，传播学成为这个学科的基础。
　　这个说法迅速被中国的学者接受。国内传播研究的先驱张隆栋教授1982年发表了系统介绍传播学的长文《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他在引言里提出：“美国大众传播学是由新闻学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广义的新闻学。这就是说，大众传播学既包括新闻学，又有它自己的新发展、新理论和新研究成果、新研究方法。
　　如果把中国新闻学者迅速接受传播学简单归功于郑北渭或施拉姆成功的修辞策略，则低估了中国新闻学者的能动作用，忽略了国内新闻研究者对于(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