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的空间叙事

本纳德•施林克所著的小说《朗读者》(?Der Vorleser?)于1995年问世,书中涉及了许多充满深刻内涵的多层次主题。正如作者在接受采访时所言,《朗读者》中展现了情与法、尊严与负罪、代际之间的冲突,而这些主题又全都被置于沉重的历史之下。[1]1-5从小说中使用的叙事手段和策略来看,作者一反当代许多文学作品所追求的实验性和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平实中见深刻,朴素又透着精巧。[2]108-1132008年底,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朗读者》(?The Reader?)正式公映。虽然导演史蒂芬•戴德利曾说,“并不想做一部电影让人一下就想到这本书,只是依据这本书来创作”,但是电影的拍摄还是相当忠于原著的。[3]戴德利本人是从舞台剧转向大银幕的,这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在影片的叙事中,空间其实始终在场,始终被表现。”[4]107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他发挥电影空间叙事的表现力,观众提供独特的直观视听感受。因此,对影片中空间的解读绝不能仅仅局限在叙事的背景,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空间构成了一个“叙事的结构”。[5]82-88基于此,本文试图透过对空间叙事的分析,寻找隐藏在叙事空间背后的社会深层文化内核。
　　一、时间的空间化
　　故事的叙事以米夏为中心,他是整部电影的旁白者,也是讲述人。影片始于1995年“现实”生活中的米夏,当他走近窗户眺望窗外的电车之时,导演运用当事人的回忆巧妙地将观众引入即将展开的故事。时间伴随着电车的穿行回到了1958年,米夏与汉娜初次见面是在她家楼下,这栋楼墙面表层脱落,已经露出砖块,内部光线阴暗,建筑物的斑驳展现了历史的沧桑。相反,米夏的家则是另一番景象,父亲、母亲,还有兄弟姐妹,这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明亮是这家的主色调,但是观众却能感觉到,在这个家庭中有一种无形的距离。汉娜和米夏这两个家庭空间呈现出的鲜明对比,这也暗示着未来潜在的种种冲突。不过,影片正是采用两个对比强烈的家庭还原了一个具有时间性的历史空间,而聚焦在这两个家庭空间背后的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战败的德国。透过汉娜的住所、米夏集邮册中纳粹的邮票,可以感觉到第三帝国在倒台多年之后,仍旧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德国的上空。通过对两个布局巧妙的私人空间的建构,导演已经不动声色地将故事融入了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或者说,时间已经用空间化的叙事展现给了观众。
　　米夏病愈之后去汉娜的家向她道谢,空间的叙事也开始转向对他们之间情感进程的描述。影片此处的处理与小说不同,它并没有突出建筑外部环境的与众不同,而更加注重建筑空间的内部。[1]6-7伴随着具有方位指向的各种声音,观众被一步步引入汉娜的家,倾倒水泥、敲打木板的声音逐渐消失,从汉娜房间里面传出了悠扬的乐声。看似由漫不经心的色彩所组成的空间造型,却为观众带来了一个非常直观的视觉印象。透过米夏的眼睛可以看到,进门处正对着的浴缸,红色的窗帘,发黄的墙纸,一张单人床上放着一个枕头,以及穿着蓝色罩衫的汉娜。被汉娜发现在偷看她换衣服后,少不经事的米夏竟然因为过于紧张而逃跑了。一个交织着激情与欲望的空间被建构起来,而它也就一直萦绕在米夏的思绪当中,无论怎样都无法摆脱。不久,米夏便再次鼓起勇气来到汉娜家。自此以后,他们开始了难以自拔的忘年之恋。直到有一天,汉娜要求米夏在性爱之前为她朗读。这是影片进行到28′00″~29′50″时,在将近1分50秒里面,尼可•穆利(Nico Muhly)的配乐与这一场景配合得天衣无缝。整首配乐就被命名为《朗读》,全长1分53秒,前半部分比较欢快,后半部分旋律则比较凝重。实际上,这一次朗读只用了配乐的前半部分,主要突出轻松活泼的味道,伴着朗读声,竖琴与钢琴将米夏的紧张、青涩与好奇娓娓道来。
　　后来,米夏提议骑自行车去郊游,汉娜愉快地答应了他,而就在他们郊游的路上,出现了影片中第二个重要的叙事空间——教堂。汉娜进入教堂之后,听到了唱诗班的歌声,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不知是汉娜感受到了心灵的宁静,在歌声中得到升华,抑或是因为这座教堂勾起了曾经不堪回首的往事。相反,小说中的情节却并非如此,他们在郊游的路上发生了一次争吵,汉娜曾经用皮带来抽打米夏,致使他嘴唇破裂,满口血腥,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凶悍的汉娜。[1]49导演如此处理自然有其深刻用意,汉娜的形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柔化,也使她更加容易获得同情。不过,正是由于类似的变化导致影片受到不少非议,许多批评都指向他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给残酷的历史披上了温情的外衣。可以说,导演对郊游途中教堂这一场景的编排,体现了他本人对人物个性的理解和阐释。教堂的叙事功能并不仅限于此处,它实际上是贯穿整部影片的核心所在,是一个穿越了时间的空间,既为后来法庭上关于教堂事件的审判留下了伏笔,又预告了汉娜最终的归宿,同时还是米夏向女儿敞开心扉的地方。
　　二、秘密与缺失
　　汉娜的重新出现已是在法庭之上,场景的主题也再次随之切换到沉重的历史之下。审判过程中,汉娜的消失引出了一个缺失的空间,也揭露了一个重要的秘密——她曾是党卫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看门人。然而,尽管法庭上多次提到奥斯威辛,但是汉娜在集中营的行为却是通过法官的提问和犹太受害者的叙述来展现给观众的,影片中并没有出现奥斯威辛这一场景空间。这显然是导演有意为之,“对于这种叙事艺术,未表现的空间、未展示的空间在很多情况下,会获得几乎与被表现的空间同样大的重要性。”[4]112教堂也在审判的叙事中再次出现,不过这次却是一个缺失的空间。由于发生火灾之后的教堂大门被汉娜等看守紧锁,直接导致了二百多个犹太人命丧火海。虽然这个教堂可能并不是他们在郊游时所去的那个教堂,但在情感表达上却具有重要的作用。汉娜的秘密与缺失空间构成了一个外场景叙事。正如安德烈•戈德罗和弗朗索瓦•若斯特指出,“如果场景是取景的空间纬度和尺度,外场景就是场景的时间尺度,……外场景的效果正是在时间中展开。”[4]116此处,缺失的空间成为时间的注脚,它所标注的是第三帝国的历史,它所隐喻的大屠杀的历史责任。虽然奥斯威辛成为一个隐秘的空间,但是这一空间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不仅仅是汉娜曾经的隐秘空间,更是她精神上的隐秘空间。
　　审判纳粹战犯的法庭是第三个重要的叙事空间。对于战败的德国,怎样去审视那段纳粹历史是整个社会都必须思考的,也是战后德国无法回避的问题,诚如格拉斯所言,“奥斯威辛属于我们,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永远的烙印。”[6]369与此相一致,历史问题一直是德国战后文学、艺术的主要题材。[7]106-164因此法庭象征了战后德国社会对第三帝国的清算。导演对这一场景的把握也显示出他高超的表现力。面对不断追问的主审法官,汉娜反问应该怎样做,此时法官保持了沉默,整个法庭也都保持了沉默。这一场景调度充分运用了蒙太奇在同一空间内的变换,镜头先是从汉娜的发问,接着转向欲言又止的法官,然后是若有所思的教授,目光中充满愤怒的米夏,然后又回到汉娜,不知所措的法官,垂头闭目的米夏,表情错愕的律师,最后法官无奈地用笔敲了两下桌子。这一系列的人物切换勾勒出案情的发展,从而使观众对人物的命运和人物间的关系产生联想,并使影片的戏剧性冲突加剧。因此,导演对这一场景塑造的效果显然要好于小说中似是而非的回答。[1]99-100此刻,代表了正义的审判法庭之上,却出现了反讽的张力。这种张力通过汉娜的反问展现给观众,迫使所有人都去思考“如果换作你,你会怎样做?”随后,法官要求验证笔迹,确定汉娜是否写了那份致命的报告,她凝视着纸和笔,没有写下任何东西,转而承认是自己所写。直到这时,米夏这才发现原来汉娜对他保守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秘密——她是一个文盲。[1]65-73汉娜实际上影射了被纳粹欺骗的德国民众,这些人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文盲,正如阿伦特笔下那个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样,他们充满了“平庸无奇的恶”。[8]23-65此时的汉娜只能通过承认报告是她所写,以此来保存她最后的秘密,或者说尊严。海德堡法学院的讨论班则是第四个叙事空间,这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空间”,讨论的焦点便是面对这样“平庸无奇的恶”我们又怎样该做。针锋相对的辩论首先将对纳粹的反思与代际之间的冲突呈现给了观众。一位同学说道,在欧洲有超过上千个集中营,而他们的父母、老师全都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包括汉娜在内的六个看守仅仅是替罪羊,因此上一代人全都是有罪的。米夏试图为汉娜辩解,“我们应该试着理解”,但这微弱的呼声立即招来更加猛烈的谴责。战后德国新的一代始终无法逃避历史的重负,这导致了他们对父辈有着相当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们受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影响,认为有必要揭露上一代人的罪行;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去理解父辈当年所犯下的罪行。面对情感与道德的冲突,新的一代被撕裂了。此处,小说中米夏的一段内心独白最能体现这种复杂的心情,“当我努力去理解时,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即我觉得本来属于该谴责的罪行变得不再那么该谴责了。当我像该谴责的那样去谴责时,就没有理解的余地了。两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谴责。但是,两者都行不通。”[1]138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