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电视剧女性形象的嬗变及其文化镜像功能(4)

　　1990年底播出的《渴望》中隐忍、善良、传统、保守的刘慧芳，代表的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传统型妇女的呼唤、对“人间地母”式女性的诉求。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模式开始渗透进来，民众普遍经历着一场“文化震惊”，思想上产生了一定的混乱，心理上遭受到

了一定的冲击。这种对外来文化的不适应便人们转而诉诸于对传统文化的崇拜与宣扬。尤其是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开始影响一批女性精英后，既有制度的维护者自然要寻求一种有效途径来防止原有性别秩序遭到破坏。那么，为女性树立一个道德标本和行为模范也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借助慧芳这一传统女性形象，男权维护者们成功地传达了“女性做女人当像刘慧芳，女性还是应该传统、专一才会更受男性欢迎”的价值观念。难怪有妇女工作者认为，“几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被一部《渴望》给抵消了；刘慧芳身上有太多旧式妇女的印记，她不是现代妇女的典型。”
　　1999年播出的《牵手》中的夏晓雪代表了在获得教育机会、获得工作权利后却对事业与婚姻充满矛盾感的现代新女性。晓雪受过高等教育、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在处事上也不再逆来顺受，但她却认同“男人应该有事业，女人应该有一个有事业的男人”的观点，“她们希望男性成为自己生活的坚固靠山。结婚以后她们希望丈夫比自己有发展，自己甘当‘贤内助’，这种依赖感从家庭延伸到社会，她们认同‘男将女兵’，怯于独当一面。一些女性虽然智力和能力与男性相比毫不逊色，但潜意识中的弱者心态，使她们在事业上缺少拼搏精神和开拓精神，难以出新、创新。”晓雪有很强的独立发展能力，但潜意识中的依赖心理和弱者心态却使她放弃了事业，一头扎进家庭，几乎割断了自己作为个体与社会的联系。即便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以晓雪为代表的新女性们依旧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她们代表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都市女性所具有的进取精神和自我意识的苏醒，同时也挥不去传统文化所赋予女性的依附型心理，这正是这一时期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之所在。
　　2009年热播的《蜗居》则反映了在房价暴涨、阶层板结的社会语境下，女性对自身努力的不自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逐步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换。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愈加鼓励消费以维持和刺激生产，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时代”也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当下的强势语境。消费社会的到来使消费主义文化越来越深入地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蜗居》也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印记。“突飞猛进的商业化浪潮和强劲渗入的消费主义文化，激发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对物质利益的狂热追求。在这样一种社会语境下，人们的生活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昨日还被视为圣洁的精神文化和人格操守追求，迅速地从人们的意识倾向中退位，取而代之的是消费时代中最具强权地位的物质话语。”郭海藻对成功路径的选择正是这种“物质话语”的体现，在爱情与金钱之间，她选择了金钱。当今社会，女性的受教育权和平等就业权虽得到一定改善，但男权意识形态已随着数千年的历史更迭与文化演进积淀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中国女性早已不自觉地深受父系文化的影响，并在这样的惯性心理下，下意识地履行着“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婚恋原则。新时期“职业二奶”身份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当下部分女性以抽空自我为代价的依附心理与异化心态。但这毕竟只是少数，电视剧对这类情节的过分展现不啻于一种“象征性歼灭”，必然歪曲社会对女性的真实评价，再次形成和加剧性别刻板印象，使人们极易忽视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消费主义的社会现实等深层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通过“影像叙事”建构的这三位女性分别概括为传统奉献型、自我矛盾型和现代叛逆型。从自身感方面来讲，刘慧芳的生活仅以丈夫和儿女为中心，夏晓雪的生活挣扎于自我和家庭之间，而郭海藻的生活则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这三位女性最终都未能逃脱父权制的枷锁，要么是精神不够独立(夏晓雪)、要么是经济不够独立(郭海藻)，要么是经济和精神都不够独立(刘慧芳)。纵观20年来中国电视剧女性形象的演变历程，“道德化”、“扁平化”现象式微。但在男权的强势语境下，电视制片方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仍充当着信统性别秩序的卫道士，角色模式的认同是公众性别意识社会化的重要形式，基于此，本文期望通过对三个不同时期的电视剧女性形象的梳理和批判，为传媒客观、公正地建构女性形象拓展思路，为构建两性平等、和谐的性别秩序提供一定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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