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和语言的困惑

文学理论界普遍认为，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一)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现象学意识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一方面，国内学术界较多地关注德里达思想对米勒的巨大影响，更多地聚焦于其复杂而庞大的解构主义批评体系，如修辞阅读理论、解构叙事理论、小说重复理论等。另一方面，对米勒前期由意识批评向解构批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困惑以及他试图转换到解构立场而导致理论上的种种不完备缺乏深入的研究，这就造成了对其后来的解构批评理论的盲从和误读。事实上，并非每个批评家都像米勒那样拥有如此多变的批评叙述的历史。这种转变是公开的，而且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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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篇自述中，米勒承认他是“现象学批评家的一种美国版本”。1953年，米勒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后，结识了乔治·布莱(Georges Poulet)。布莱是日内瓦学派现象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批评意识》一书被视为日内瓦学派的代表作和宣言式的作品。布莱站在现象学批评的立场，对作家的意识和批评者应该具备的意识做了十分清晰的定义。布莱把文学作品的认识方式分为三类：一是吸收式认识，即文学作品中的意识融汇于客观形式之中，同时，这种客观形式又在揭示并且吸收着它；二是超越式认识，即文学作品中存在一种更高的层次，它抛弃了形式，意识通过超越反映模式而在其中显示意识自身；三是体认式认识，类似于禅宗的一种直觉体认。布莱认为，作家的意识具有整体性.一位作家的所有作品是其整体性意识的不同面貌和方式的展示或呈现；文学批评的目的不在于阐释、评判个别文本，而是要完整地“界定作者的心灵”；批评家应当透过一位作家看似纷繁复杂乃至自相矛盾的众多作品，“找出创作者内心原处的整体”。受现象学家梅洛一庞蒂(MauficeMerleau-Ponty)的影响，布莱强调，批评不仅是阅读心灵，而且同等重要的是阅读身体，因为只有通过感性身体和理性精神的阅读批评，才会是丰满而客观的，主客体之间才会建立一种真正的相互联系的关系，作品的主体才能脱离周围一切而向我言说。于此，阅读现象学的根本意义显现出来，即作品总是通过自己不可言传和不可决定性来显露自己，同时主体在这种阅读中开拓并提升了自己的主体性。
　　米勒对布莱思想的尊崇和继承体现在他早期的三本著作之中，即《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CharlesDickens：The WorldofHisNoveis)、《上帝的消失：五位十九世纪的作家》(The Disappearance of God：FiveNineteenth-Century Writers)和《现实的诗人：六位二十世纪作家》(PoetsofReality：Six Twentieth-Century Writers)。
　　在“敬献给布莱”的《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一书中，米勒将狄更斯小说中的意识问题作为全书讨论的中心。基于意识批评的原则，米勒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一部小说不是意义的简简单单的外在结构，不是我们可以从外部理解的客观的叙述，它是它的创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具体灵魂的生动展现，它是作者经验世界的特定方式的词语形态””0。米勒把狄更斯的所有作品视为一个整体，认为“有上千路径从此整体中辐射而出”，而“逃避”意识贯穿于其全部早期小说的文本，作家的主观意识通过客观现实和主观心理的交融得以充分体现。这个整体性的意识包括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中通过主人公表现的‘逃避困惑”，在《大卫·科波菲尔》(DavidCoppetfield)和《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中表现的“逃避孤独”。米勒通过对狄更斯小说的意识批评，发现了作家创造性心灵的整体意识，即逃避意识。
　　在《上帝的消失：五位十九世纪的作家》一书中，米勒继续用意识批评的方法对维多利亚时期作品的作者意识进行了整体性分析。他从海德格尔“人神同在”的存在论出发，分析了五位作家面对“上帝的消失”而表现的浪漫主义态度。在该书的前言中，米勒对意识批评的方法表现出十足的青睐：“文学是意识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即是对这种林林总总的形式的分析。尽管文学是由词语构成的，然而这些词语体现了心灵的各种状态并能使这些状态让别人去体验。文学理解的过程就是伽普里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所说的‘主体间性’。对批评而言，最重要的是一种参与，是能将自己与他人的生活融于一体的能力，也就是济慈(Keats)所声称的‘天然接受力’。如果文学是意识的一种形式，那么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使自己认同于词语所表达的主体，从内心去体验，并且在批评中重新建立一种形式的意识。”米勒引用了“主体间性”(imersubjectivity)这一概念，其用意是解释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它们之间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关涉到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马塞尔和海德格尔后期所建立的本体论的主体间性使解释学的主体间性进入了本体论的领域，从根本上解释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米勒这里指涉的“世界”代表上帝，他认为作家和上帝之间的连接线已经断裂，或者说上帝已经从他曾经的栖居地悄悄溜走，上帝约束世上所有的人和一切事物的力量不复存在。因此对许多作家来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上帝消失的时代，而且再也不会出现，他们只能消极地体验上帝这种令人可怕的“缺场”(absence)。人在本质上也处于一种“分离”(disconnection)的状态之中：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与人的分离以及人与自身的分离。米勒认为，每个作家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缺场”，尽管他书中列举的五位作家有着不同的传统和精神历程，但他们都采取了浪漫主义的意识态度，“他们无法忍受上帝的‘缺场’，不惜一切代价企图重建与上帝的交往”。在米勒看来，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浪漫主义作家被上帝抛弃了，只好重新回到起点。然而他们发现，所有传统的与上帝沟通、斡旋的途径都被打破，于是他们找到了“象征”，“象征”便成为跨越鸿沟、在人和上帝之间建立起新的纽带的手段。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开辟了与上帝沟通的道路，体验到了神力的“原始世界场景”。通过“象征”，作家经历了一种人神合一的回归：这不是启蒙时代之后那个自大的 人，而是浪漫主义作家接近其理想的、与上帝融合的人；这不是上帝根据自身生理比例制造出来的、可以用圆形和正方形来规矩的人，而是向内回到生命原点的人。米勒继承了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的思想：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是对外在世界的审美描写，艺术所创造的世界揭示着让“大地成为大地”、“让诸神成为诸神”、“让天空成为天空”、“让死者成为死者”之境域。在这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让存在者自身来说话的本源性阐释方式被米勒派上了用场，诗神而非真理之神告诉米勒，海德格尔所走的道路也许是所有可以通达诗与诗人意识道路中的一条，而当真正到达文本境地的时候，米勒发现真理之神也在那里。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