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9-1976年中国文学的自然书写(2)

联彻底抛弃。
　　
　　二、生态视野的沦丧
　　
　　生态意识的出现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入与大自然的关系，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乃是人类的自私本性的无限放大，这使人显得既不道德也不明智。若任由其发展下去，人类将不可避免地摧毁大自然，同时也毁灭自己，生态意识要求人充分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要求人类尊重其他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尽可能控制自身的欲望，让人类的发展意志与生态规律相协调”l。当然，此阶段文学还基本上不可能具备这种生态视野，许多生态问题被革命话语轻易而想当然地遮蔽了。
　　此阶段文学中，农村题材小说和工业题材小说非常普遍。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都是人与大自然打交道最直接的实践活动，人的自然观往往决定了这种实践活动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但这两类小说几乎不去写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他们更关心的是在与大自然交往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大自然作为人的所有物的所有权问题。像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浩然《艳阳天》等农村题材小说，艾芜《百炼成钢》、草明《乘风破浪》、萧军《五月的矿山》、周立波《铁水奔流》、雷加《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等工业题材小说，其共同点就是现代化崇拜，即理所当然地把大自然视为人类可以任意攫取的资源库，至于现代土业化给大自然带来的生态问题还完全没有进入视野之内，《山乡巨变》中有一个细节颇能反映此阶段文学中自然书写的偏向，清溪乡在邓秀梅等人领导下准备开始搞更高级的合作化运动，自然受到所谓阶级敌人的反对，暗藏的阶级敌人龚子元悄悄放出谣言说山林也要毫无代价地归公，于是，清溪乡出现了一夜之间大肆砍树的一幕，这种对大自然的破坏在此被视为反动阶级的恶意和私有制培养出来的人的自私本性造成的，潜藏的话语自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就能制约人的这种自私本性。但这里的关键明显不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的问题，而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一旦想当然地无视大自然本身的价值，他就必然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夺大自然，尽可能地增加人口和提高消费水平，历史证明公有制对大自然的剥夺远比私有制更为可怕。
　　其实，生态问题并不因人的忽视就不存在，它只不过是被革命话语遮蔽了。此阶段按照革命话语翻译整理的蒙古族长篇叙事诗《嘎达梅林》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嘎达梅林悲剧故事的基色乃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草原是大自然经过成千上万年才慢慢进化出来的生态系统，特定地域出现的草原暗含着大自然的最高最深的智慧，人不能任凭主观意愿改造大自然，否则大自然的惩罚将是严厉的，史诗叙述了科尔沁蒙古族王爷和官府勾结，要把草原出卖以供开垦，而嘎达梅林的起义既是为了穷苦的草原牧民谋求生路，也是为了保护草原生态，但嘎达梅林起义最终失败，科尔沁草原被出卖开垦，没过几年就完全退化为沙地，根本无法耕种，人终于因为忽视大自然的生态规律而自掘坟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嘎达梅林起义乃是一场生态起义，是有良知的人为保护无告的大自然而向少数人的荒唐和麻木宣战。但这种人与大自然的生态关系，在根据革命话语整理的长篇叙事诗中却被遮蔽了，它着重强调的是嘎达梅林代表下层民众的反抗决心和力量，抨击的是上层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巧取豪夺，被当作“反抗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悲剧故事”C51，似乎与大自然毫无瓜葛了。
　　此阶段文学对动物形象的书写也缺乏生态眼光。《红旗谱》中有一个颇为重要的“脯红鸟事件”，很能反映这一问题。运涛、大贵等人在棉花地里逮到名贵的脯红鸟，按当时市值大约能换一头牛或一挂车。冯兰池看上了这只鸟，想据为已有，大贵却不买账，决不出让给他，最后让家里的猫给吃了。在梁斌写来，反映的是地主阶级的仗势欺人，是农民阶级敢于反抗而不服输的阶级本色。但此事件还涉及到那只稀罕的或许是濒临灭绝的脯红鸟却在阶级斗争话语中沉默无语，大自然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共同抢夺的对象。其实，从大自然角度来看，无论是剥削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都是大自然无情的掠夺者和侵犯者，脯红鸟远离大自然，沦为人的玩物，对于大自然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可悲的价值沦丧，两个阶级的斗争最后殃及池鱼，致使大自然受到致命的创伤。
　　此阶段文学还存在鲜明的物种歧视之嫌，在“除四害”全民运动中达到荒诞的顶点。田汉在嫂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畅想着2。年后(也就是1978年左右)在中国臭虫、麻雀、耗子和苍蝇已经成为稀有动物了。李古北在《奇迹》中叙述了大跃进年代里的一个奇迹般的故事。某县堂上村是除四害讲卫生的模范村，他们已经根绝了四害，号称“太阳村”。村支书陪同省爱国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到村子里检查工作时，居然发现了一只麻雀，于是发动全村社员四处搜寻，花了两天工夫，累得精疲力竭，终于在一棵老槐树的窟窿中活捉了麻雀，村支书大发感慨：“我一看见麻雀就眼红，不管在哪里，当着什么人，非喊不可，已成了改不掉的习惯，麻雀是害虫，它吃粮食，你不知道吗?“‘’这与其说是那个时代群情激昂的喜剧，不如说是人类意志膨胀到极点的荒诞剧。社会主义就这样大力推行物种歧视，人与大自然的对立居然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升到本体地位。当它可以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来对付一只小小的麻雀时，从大自然的角度看，这岂不是人类最令人发指的法西斯行为?
　　荒野自有内在价值，野生动植物同样享受着宇宙大生命的艰辛和欢乐，但此阶段文学几乎不能欣赏荒野的野性之美。郭小川《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写50年代转业军人到jc大荒开垦农场：“这片土地哟，一直如大梦沉沉!／几百里没有人声，但听狼嚎、熊吼、猛虎长吟；／这片土地哟，一直是荒草森森!／几十天没有人影，但见蓝天、绿水、红日如轮。……野火却烧起来了!它用红色的光焰昭告世人：／从现在起，北大荒开始了第一次伟大的进军!／松明确点起来了!它向狼熊虎豹发出檄文：／从现在起。北大荒不再容忍你们这些暴君!”””‘狼熊虎豹作为荒野的生灵并不是暴君，它们维系着荒野生态系统的活力和魅力，但这些野生生命的内在价值与荒野的价值并没有进入诗人的视野。当人把荒野的野性纳入到人性和文化之中时，人性和文化无疑将会更为丰富和阔大；而当人拒不接受荒野的内在价值，只试图把人类的价值意愿强加其上时，对于大自然和人来说，那都是不幸的灾难。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