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观念的流变及其反思*

方方是这样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之一:他们的文学创作起步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并且未曾间断地伴随其整个历程;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受惠于改革开放,其文学成就也反映着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程度。本文以方方的小说创作为例,考察最近30多年来文学创作观念、文学文体、文学社会效应的变化,以及伴随这些变化而来的问题。
　　
　　一、开放的文本与现实人生关怀
　　
　　方方最有影响的作品当数《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前者与池莉的《烦恼人生》一同被视为“新写实小说”的扛鼎之作。后者虽然在表达方式上略显粗率,叙事视角亦欠周详,却一直备受批评家青睐。这要归因于作者的怀疑主义态度赋予作品以批判性和反思性,故事讲述者对祖父、父亲的人生际遇和心性气质的比照,使文本获得了多重阐释的空间。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声望日盛的作者似乎轻快地写就了一大批作品,如言情式的《桃花灿烂》、《随意表白》,侦破类的《行为艺术》、《埋伏》①,纪实性的《冬日苍茫》等等。将这些获得过很高评价的作品归入既有小说体式之中,似乎有失严谨,但这些小说的成功,的确在于它们当时所具备的流行质素。最能代表作者创作水准的,是那些影响并不怎么显赫的小说,如《闲聊宦子塌》和《落日》,它们在某些方面代表着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水平。在社会关怀和人性揭示方面,它们可与《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比肩,但是其文学性要高于后两者,体现出文学书写者应有的深挚情怀。这种情怀除了面对现实的警醒,还包括对人世的尊重和亲近,对语言的热爱和虔敬。
　　《闲聊宦子塌》是一部富于诗意的小说,其中有对人的大悲悯、大同情,也有对历史及其撰述方式的质疑。作品的表达方式灵动、感性,无论是不成文的乡规民约,还是可触摸的人情世风,以及明月清风流水之类的自在物像,都通过人物的行止,或在人物的故事中得到呈现。作者的叙事态度却是理性而无为的,否则不能以那么淡定的语调讲述那平静湖湾的剧烈动荡,让那被微波不兴的日子所掩盖的深切创痛和激越记忆复现得那么真切。小说一开头响起的声音就那么与众不同,它自信而不哗众,直接而不突兀,自然地把读者放在倾听者和对话者的位置上。我们听到一口乡音,恍然一个湖北监利人在说话:“春上,宦子塌来了个陌生客。手里拿起盖了乡政府红戳子的介绍信找到村长秦老大,说是要搜集革命民歌。”阅读经验中的老一辈作家如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作品带给我们的乡村印象,是达观、通脱,既藏污纳垢又浪漫澄明;与方方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也在写乡村,并形成了“寻根文学”的阵营。这些作家中,有的善写异闻,有的热衷情色,有的渲染天命,更有三者兼备的作家如贾平凹,他笔下的乡野真是僻陋放纵、妖异诡怪。方方的“闲聊”,与以上诸位皆有不同,她是将人间烟火的温热、村夫野老的闲趣、审时问世的意向,以及对奇闻异事的好奇融为一体。读者也许会觉得,叙事人像一个爱讲古的瘪嘴老太,像一个百事不管的乡绅,又像一个百事都管的长老,还像一个无意间撞破迷局的纯真少年,也像那满心疑虑而故作玩世不恭的青年;但是,无论属于哪种情形,作者、叙事人、故事人物的界限都十分清晰。如果说叙事人需是一个固定的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他(她)是一位隐居在远僻的方言区域里的现代知识分子,有着犀利的眼光、忧世伤生的情怀和反讽精神,亲历着自己宁愿融入其间的乡村及其文化,目睹它在不可避免的震荡中慢慢裂变、逝去。小说写了许多偶然的神秘的事件,但叙事人并不追随、认同或渲染它们,而是不动声色地道出乡民如何将它们编织进自己所理解和期望的“必然性”之中。
　　作家立场的隐匿、叙事态度的克制,并没有阻挡她对作为表现对象的客观世界的倾情投入。我们能感觉到作者对她虚构的这片乡土十分好奇也十分珍重,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受到认真而专注的对待,得以表现出各自的精神和光彩。从老人在平淡木讷中蕴藏着的惊天秘密,从中年人肩挑两担波折四起却找不到人生价值的准星,从青年人的愤懑躁动而又纯良鲜活等等,读者都能感受到作者的那种尊重与体恤。再如小说的各种场景描写,比如年轻人喜鹊和天壮谈恋爱钻树林的情形,中年人金枝最终向享生哭诉表白的情形,老迈的胡幺爹爹和秦家奶奶如何相互问候,胡幺爹爹和田七爹爹怎么吵架等等,每一处都那么贴合人物的年龄、身份、处境,既令人发噱,又让人生怜。长期以来,有无数关于“新写实小说”的评论,批评家基本上已将所谓“原生态”等同于人心世相的粗俗乃至僻陋邪恶,人们用作案例分析的作品也的确是在追求反诗性的效果,作家们似乎都热衷于捕捉和展示形而下的生存斗争图景。因此,《风景》、《烦恼人生》等被誉为“新写实小说”代表作的主要作用,是让读者接受、认同文本所指涉的现实,为那些困顿而气躁的谋生者疏导心理积郁;面对文本世界,读者可以发出感同身受的喟叹,却没有驻足品评、静心体悟的时机,更缺乏自我反思和提升的空间。相形之下,《闲聊宦子塌》可谓真正的现实风俗画,它所描写的乡音、乡情、人物行止也许是自在而粗陋的,表现形式却朴实而含蓄。正是作者的克制、隐匿给读者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阅读提供了条件,读者所能目睹和感悟的远胜于作者所能说出的,因为那些形象和情境总是在把人引向别处,引向时空的纵深。
　　
　　二、叙事间距与自省意识的缺失
　　
　　新时期以前,人们一向是作为集体的一分子,在群众运动中得到寄托,虽然一次次受到冲击,但是,惯于被动地接受灌输、保持形式上一致的个人并不会或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在文革中,“任何一点不同的看法,任何一点个人情感的表现,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及其色彩,都可能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而被意识形态化②。文革结束后,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话语方式并没有从本质上发生变化。“伤痕文学”就是一种控诉和倾诉的文学书写。在“伤痕文学”之后起步的方方,自然不属于这个阵营,她是以青春期叛逆的激情,以突显的个性而引人瞩目的,也正是拨乱反正的大气候给了这样的作家以生长空间。方方的早期作品《“大篷车”上》、《十八岁进行曲》、《啊,朋友》等,不比“伤痕小说”更单纯,也断乎没有老一辈所写的“反思文学”那种深刻的怀疑。作者此时的价值立场和情感倾向是对结束了的封闭时代的背反,但在表达方式上却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书写惯性。不过,她很快就显露出洞察人性、体悟世事的禀赋,以及描写生存的荒诞性的冲动,完成于1983—1984年间的《走向远方》、《看不见的地平线》、《七户人家的小巷》是极好的例证。这些小说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跟此前的《“大篷车”上》、之后的《风景》相比;事实上,这些作品比起《“大篷车”上》来,其思想含蕴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大篷车”上》等小说得到文坛和读者的一致瞩目,是因为提供了生机勃勃的异类形象,这个“异类”既是作品中人,也是包括作品本身和作者本人,虽然显得自我中心却也令人愿意认同;那些与《风景》有着承续性和渊源关系的作品,要等到《风景》出现才得到承认,但也只有《风景》备受追捧。这一现象表明,在思想解放潮流的不断冲刷之下,人们的眼睛和头脑在渐渐适应过去甚觉不堪但却客观存在的现实图景,也终于找到了某种话语方式来表达各自的理解;对于普通读者,这些小说还具有“疗伤”的意义,使人更能适应或者安于各自的生存状态。即使是对一个执意超拔自身处境的自觉读者来说,这些作品也提供了审视生活、反观自身的有用视角。在今天看来,《风景》比热衷异闻逸事的“寻根小说”、颠覆正史叙事的“新历史小说”、玩弄技巧的“先锋小说”有更强的现实性,它“以‘深渊最黑暗’处的‘人性风景’,达到了迄今罕见的对都市人性的描写深度”③。《风景》和其他“新写实”作品引起的反响,是当时思想解放、思维方式演进的标志,是处于改革开放的持续震荡中的实际生活的反映,也标志着作者的成熟:她自觉地投入现实,更自觉地规避意识形态权威和其他话语陈规的制约,并且和流行的文化趣味保持距离。随改革开放蜂拥而入的各种西方思潮,其直接后果便是彻底动摇了人们曾经笃信不疑的观念和教条。80年代中期以后,大多数人,包括在大批判标语口号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被文革剥夺了受教育机会而命运突转的知识青年,以及备受思想改造之苦的老一辈,都在追怀中感受着程度不一的犹疑和绝望,都萌发和集聚着各自新的不平与愤怒,都面临无力选择而又必须选择的问题。于是,存在主义、自由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话语,为人们提供着观察的视角、批判的武器、宣泄的渠道。正是在追逐新潮、探索新路的风尚中,涂抹官修史书、颠覆正统观念、戏弄主流话语,逐渐由一种个性化、先锋性的作为演变成一种新的书写惯性,小说创作开始走向了另一极。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