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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本看元和诗歌在唐宋金元的传播接受

作者:尚永亮更新时间:2010-11-01 10:18 点击:次

【论文发表关健词】元和诗歌;选本;传播;接受

【职称论文摘要】

文章对元和十大诗人作品在唐宋金元诗歌选本中的入选量予以统计和分析,这是考察元和诗歌在这些时期传播接受状况的有效途径。文章通过对代表性选本的计量分析发现,元和十大诗人的入选各具特点,白居易较为稳定,贾岛、刘禹锡选量居高,韩愈、柳宗元之入选不尽如人意,元稹、李

与作家的诗文别集、专集相比,选本对诗作的收录是一种更富时效性的传播方式。就编选诗集的选家来讲,选本的收诗倾向不仅反映出他个人的文学爱好,也折射出其所处时代的审美趣味;就被选的诗人而言,其诗入选与否、入选数量的多少,都直接体现出其诗在那个时代的传播接受境遇。
　　韩愈、孟郊、李贺、贾岛、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刘禹锡、柳宗元,是中唐元和时期十位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其中韩孟李贾与白元张王,向被称为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在当时和后世具有广泛影响;刘禹锡、柳宗元二位虽未入流派,却是公认的诗坛大家。对这十位诗人作品在后世诗歌选本中的入选量予以统计,借以考察其被选家接受的程度,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中晚唐诗歌选本对元和诗歌的选录
　　在唐代选本中,选录元和十大诗人诗歌的选本有两种,即晚唐、五代之际的《又玄集》和《才调集》。在此之前,大中时人顾陶在编选《唐诗类选》时,曾考虑到元稹、白居易和刘禹锡的诗歌。此书已佚,今存顾氏《唐诗类选后序》云:“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学者翕翕,号‘元和诗’。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无所取,盖微志存焉。所不足于此者,以删定之初,如相国令狐(楚)、李凉公(逢吉)、李淮海(绅)、刘宾客(禹锡)、杨茂卿、卢仝、沈亚之、刘猛、李涉、李璆、陆畅、章孝标、陈罕等十数公,诗犹在世,及稍沦谢,即文集未行,纵有一篇一咏得于人者,亦未称所录。”[1](P3687)据序中解释,不选刘诗是因其“文集未行”,担心所见不全导致选录不公;而不选元、白诗,盖因二人“家集浩大,不可雕摘”,若有不慎,恐妨真貌。至如《姚氏残语》所说:“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杜牧、李贺、张祜、赵嘏皆不收,姚合作《极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2](P441)可能是未曾细审顾陶在后序中的有关交代所致。
　　据统计,《又玄集》和《才调集》收录元和诗歌情况如表一:
　　
　　
　　
　　
　　
　　
　　从表一中数据看,《又玄集》对各家的采录较为均衡,虽有王建、柳宗元两家诗未收,但其他入选者一般也才二三首,最多的贾岛亦只收录了五首。这和此书的选录宗旨不无关联。其序云:“故知颔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窥豹,但取一斑。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时记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徵数首。但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莫穷其巨派洪澜,任归东海。总其记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诵得者,名诗三百首。”[3](P348)可见,韦氏选诗的目的是以采摭才子名篇为主,而不求完备和周全,所以唐代诗人中他所记得又以为才子者,即“采其玄者”数篇而收录。从“才子一百五十人”,“名诗三百首”,也就是每位诗人的平均选量为二首这个数目来看,贾岛以五首诗入选其中,不仅说明了韦庄对贾诗的喜爱和推奖,也反映了贾岛在晚唐诗坛的影响力。
　　而《才调集》中各家的收录状况则有很大的落差,比《又玄集》更明显、直接地反映出选者的诗学倾向和当时的诗坛趣尚。其中,元白诗派四大家皆入选,总计一百余首(其中元白二人即达84首),不仅以绝对的数量优势领先于其他元和诗人,而且在全集中也占有十分之一强的比例。由此见出韦縠对元白诗派特别是元白诗歌的看重和偏爱。《才调集叙》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3](P444),明确指出了他对李杜、元白四家诗的推崇和景仰。他的选录,不仅具体体现了其趋向元白一派的诗学观念,而且也佐证了元和体诗在晚唐时期蔚为流行的接受境遇。尤其是元稹,他的艳情诗正好迎合了晚唐五代流丽浮艳的诗歌风气,所以在这种诗歌风气的直接产物《才调集》中,其诗以57首的入选量高居十大诗人之首。而与元白诗派形成对比的是,韩孟诗派仅入选九首,其中贾岛一人即占七首。这说明,作为一个诗人群体,韩孟诗派在晚唐的影响远不及元白诗派,此其一;其二,若不以整体论,贾岛在晚唐诗坛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韩孟及这个诗派群体,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和《又玄集》的编选情形是吻合的。
　　若撇开诗派界限,就元和十大诗人来看,以上数据反映出,元稹、白居易、贾岛在晚唐最受欢迎,而韩愈、柳宗元这两位以古文齐名的大家却遭遇了冷落。柳宗元一首未选,韩愈也只在《又玄
　　
　　
　　
　　
　　
　　
　　集》中入选两首,这显然与他们在古今文坛的盛名不符。究其缘由,大概一方面是因为晚唐五代古文低落、骈文回升,波及和影响了时人对其诗歌的接受;另一方面,则与他们诗歌自身的情感内涵、美学特质和所用诗体密切相关。相比其他诗人,坎坷不遇、积怨深重而性情激切刚烈的韩柳,在诗歌创作中更注重抒写主观自我、宣泄其内心“不平”的情感,并多选最宜于表现这种情感的古诗体裁,这固然加强了其诗歌的抒情深度,但同时也与倾心诗艺、热衷近体的晚唐读者拉开了一定的心理距离。另外,与元白相比,韩柳二人在创作中的自觉传播意识也稍逊一筹,特别是柳宗元因南贬遐荒的遭际,使其诗难以广泛传播,从而客观上抑制了中晚唐读者对其诗歌的接受。
　　刘禹锡诗在两个选本中分别入选三首和17首,这一数量虽不及元白,却远超韩柳。细究起来,其缘由应该排除不了以下因素:一是比起韩柳等人,刘禹锡存世时间较长,其生活和创作已由中唐步入晚唐时期;二是他在晚年与白居易等人诗酒唱和,文雅风靡天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激扬了其诗名,也促进了其诗歌的传播。如《又玄集》所收《寄乐天》(原题《苏州白舍人寄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和送鹤》(原题《和乐天送鹤上裴相公别鹤之作》)两首,虽不是刘禹锡最有代表性的佳作,但《寄乐天》中“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一句曾被白氏激赏,谓为:“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持。”[4](P1452)而《和送鹤》及误系于刘禹锡名下的《鹦鹉》一诗皆为刘、白唱和之作,可见韦庄选录刘诗时不仅以刘白唱和诗为主要的取材范围,而且在刘诗价值的取舍上也受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白居易的影响。
　　除以上两种选本,晚唐张为作《诗人主客图》(诗句选本),将中晚唐诗人分为不同流派,并以主、客编次。其中,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元稹为其“入室”;孟郊为“清奇僻苦主”;李贺为“高古奥逸”主孟云卿之“入室”;张籍、贾岛分别为“清奇雅正”主李益之“入室”和“升堂”;刘禹锡为“瓌奇美丽”主武元衡之“上入室”。这样一种划分,一方面说明了这些诗人特别是白居易在张为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张为本人所具有的流派意识。图中对诗人诗歌、诗句的收录(计有白诗五、句四;元诗一、句二;李句三,张句四,贾句五,孟句三,刘诗二、句二),无疑也以选本的形式推动了作品的传播;而韩、柳不在其列,又进一步说明了二人诗歌在晚唐的实际境遇。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