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选本看元和诗歌在唐宋金元的传播接受(3)

　　其次,韩孟诗派在宋元选本中的接受境遇总体上仍然尴尬,韩、孟、李、贾四人的诗歌入选总量(391首)和平均入选率(三次、三次、二次、七次)不仅远逊于元白,而且低于柳、刘(447首、五次、八次)。当然,这种情形一定程度上也与韩孟等人多工古体,而以上宋元选本则以近体诗为主有关。至于其诗派成员,则要具体分析。韩愈作为诗派之首,在选本中的地位并不居于首位。他的诗歌入选量(121首)虽然高于孟、李,但在元和十大诗人中不高,入选率也仅为三次。贾岛的诗歌依然备受关注和欢迎,在韩孟诗派中以144首的入选量和七次的入选率独占鳌头,与晚唐选本的接受状况大体一致。这种情况说明,贾岛诗在唐宋诗坛的影响并不亚于韩愈,甚至更有风行之势。孟郊和李贺在宋金选本中的接受境遇较为低迷,其诗歌的入选量(58首、68首)和入选率(三次、二次)均为元和诗人中最低者。但李贺诗在《唐音》中被选录23首,位居韩孟诗派之首,孟郊次之,入选19首,这说明二人在元代后期的接受境遇又是颇有提升的。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元和十大诗人中,以上选本之诗歌入选率最高的不是中唐时期影响最大的白居易、韩愈等人,而是风格卓异的刘禹锡(八次)。这些选本以近体诗为主,而刘氏在创作中也以近体诗居多,由是二者遂得相合。尤其是《众妙集》、《千家诗》、《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人绝句》、《唐诗鼓吹》等选本,在刘诗的选录上表现出特别的偏重。《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人绝句》以晚唐诗歌为主,集中未选柳诗,而收刘诗达14首,并将其置于卷首,可见赵、韩二人对刘禹锡七绝的喜爱。从所选作品来看,大都为刘氏七绝名篇,如讽刺诗《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咏史怀古诗《石头城》、《乌衣巷》,还有民歌体七绝《踏歌词》、《杨柳枝词》等。集众家名篇的《千家诗》选录刘禹锡《玄都观桃花》、《再游玄都观》、《乌衣巷》三首七绝,益发确立了这些名篇的历史地位。《唐诗鼓吹》专选唐人七律,刘禹锡不仅入选最多,而且被置于卷首的位置。可以说,刘氏七律和七绝在中唐诗坛的卓越成就和代表地位,在宋元选本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另外,亦需提及的是,南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收录了刘禹锡《竹枝词》、《杨柳枝》、《踏歌行》、《浪淘沙词》等76首乐府诗,从而更从乐府歌诗的角度促进了刘诗的传播。
　与刘禹锡有着多重相似并同样不入流派的柳宗元,在选本中的接受境遇却不及刘氏,而同韩愈类似,二人的诗歌入选量(95首、121首)相差不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柳宗元和韩愈一样工于古体,另一方面是柳宗元的存诗量在十大诗人中最少,从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诗的入选量。当然,如果从其存诗160余首的基数来看,柳宗元在宋元选本中的入选指数则要比韩愈高很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越到后来,选家对柳诗越为重视,如《唐诗鼓吹》、《瀛奎律髓》两种选本特别表现出对柳氏七律等诗体的推许;《唐音》是这一时期现存诗选中唯一非专选近体诗的唐诗选本,正由于各体皆选,它也是以上八种诗选中收柳诗与刘诗持平的一种。在其所选29首柳诗中,五古14首、七古四首,占近三分之二;余则七律二首、五绝四首、七绝五首。杨氏在五古下说:“中唐来作者多,独韦、柳追陶、谢,可与前诸家相措而观,故取之,通二人,共诗五十九首。”[11](P72)由此可见他对柳宗元五古之推崇。
　　四、余论
　　通过以上对唐宋金元选本收录元和诗歌的数据分析,我们还可将话题稍作引申,得出若干规律性的认识。其一,选本中诗人地位的升降变化能够反映诗歌风气的变迁。这可从元稹、孟郊、李贺诗歌的入选窥见一斑。晚唐五代时期,诗风华丽浮艳,元稹的艳情诗正好顺应了这种时代风气,所以在《才调集》中,其诗入选量以高出其他诗人很多的优势遥居十大诗人之首,而到了宋代,其入选量及入选率都非常低。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与宋人重道德节操、鄙薄元稹后期“挠节速化”[12](P421)、“遂党中人”[13](P241)的政治表现相关,另一方面,则与苏轼提出的“元轻白俗”论的影响有关,而且由于元稹品节的问题,其诗之“轻”更甚于白诗之“俗”。如张戒《岁寒堂诗话》虽对元、白、张籍诗均有批评,但又区别对待之:“白才多而意切,张思深而语精,元体轻而词躁尔。”[14](P460)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则针对杜牧作李戡墓志诋毁元白“淫言媟语,入人肌骨”的言论说:“元稹所不论,如乐天讽谏、闲适之辞,可盖谓淫言媟语耶?”[15](P66)叶梦得只为白居易辩诬,而将元稹排除在外。刘克庄跋《宋氏绝句诗》谓:“余选唐人及本朝七言绝句,各得百篇,五言绝句亦如之。今锓行于泉、于建阳、于临安。元白绝句最多,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16](卷101)据此,不难看出选家对元诗的基本态度。
　　至于孟郊、李贺,除在《万首唐人绝句》中入选数十首外,在从《众妙集》到《瀛奎律髓》的六种选本中,几乎被剃了光头(仅《瀛奎律髓》选孟诗一首),而到了元代杨士弘《唐音》那里,他们的入选指数迅速上升,并超越了贾岛。特别是李贺,由长期的不受重视跃升为诗派中入选量第一的位置,变化尤为显著。这种情形,盖与宋元读者在评论视野及创作实践中对孟、李的接受情形基本一致。长期以来,宋代文人对孟郊的寒苦、李贺的奇诡持不喜和不满的态度①,但到了元代,对孟郊特别是李贺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诗坛掀起了以“铁崖体”为代表的学习李贺诗歌的风习和高潮。所以,李贺诗歌在选本中的变化正说明,入选量的大小不仅是诗人在选家心目中地位的直接反映,也是时代文学思潮的风向标,而选本对作家作品的取舍态度,则反映出该作家地位与声望在文学史不同历史时期的盛衰起伏。
　　其二,选本的收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在传播接受史上的实际影响。在元和十大诗人中,贾岛身为韩孟诗派成员之一,其诗歌的入选量和入选率均甚为突出,在诗派中远超韩、孟,位居首位。这和唐宋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是相吻合的。晚唐五代之际,幽独凄清、苦吟瘦硬的贾岛诗深得末世士人的喜好;宋初诗坛,以学习贾岛、姚合为主的晚唐体诗也盛行一时;南宋后期,学贾岛诗的风气再次兴起,这既与偏安一隅的社会氛围和诗人们抑郁隐晦的群体心态有关,也成为时人力求摆脱江西藩篱、回归唐音的一条求变门径。如赵师秀代表的“永嘉四灵”选择贾岛、姚合作为艺术典范,就是不满体现着典型宋调的江西诗风,从而又回到了宋初崇尚晚唐体的老路上去。赵师秀《众妙集》未收贾诗,但有《二妙集》专选贾岛、姚合二家作品。最能从韩愈、贾岛之比较中看出贾诗在宋元流行之势的,是方回《瀛奎率髓》对其诗歌的收录。方回推崇江西诗派,并在这一流派的系统总结中提出了著名的“一祖三宗”说。韩愈作为江西诗派所学习的诗人,当然深得方氏推许,他认为韩愈是诗派盟主并突出其“自得者不用力”、高出众人一筹的地位。他曾经说过:“唐诗前以李杜,后以韩柳为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17](P1236)但在《瀛奎律髓》中,贾岛诗的入选量明显高出韩愈许多。这是因为方回极力推崇贾岛诗中的瘦硬高古之风,并将之作为入杜门径。他在《瀛奎律髓》卷二十七贾岛《病蝉》诗后评曰:“贾浪仙诗得老杜之瘦而用意苦矣”,又在卷二十三姚合《题李频新居》后说:“老杜如何可学?曰:自贾岛幽微入,而参以岑参之壮,王维之洁,沈佺期、宋之问之整。”[18](P1157,960)在《春半久雨走笔五首跋》中,方氏称自己诗中也“有浪仙之敲”[19](卷27)。这一夫子自道,既说明他对贾诗的偏爱,也可间接看出贾诗在宋元诗坛的影响。如此看来,《瀛奎律髓》独选贾诗67首,比韩孟诗派其他三人之和还多数倍,正一定程度地反映出贾岛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