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观念的流变及其反思*(2)

　　90年代前后,许多作家有意无意地将小说作为一种游戏。我们知道,游戏是有始有终的具体行为,不关心游戏之外的事物,更不指涉现实。这个封闭的过程没有目的,或者说,其目的就是过程之中的娱乐和享受。但当时作家们都有实际的需求和目标,各种各样的前卫写作就不可能是真正纯粹的游戏,不过是从创作姿态和文本形式上看,具有游戏特征而已。由于与现实隔膜,先锋作家要真正赢得读者是在他们不那么“先锋”以后,如余华的《活着》、《兄弟》等。如今,绝大多数被批评家称为“元小说”的作品,淡出了评论视线,也消失在读者的记忆中。方方此时的写作也表现出某种“游戏”性,但也不完全是那种编故事的游戏,而是两种与个人处境相关的人生态度:其一是游戏人间的“游戏”,即因愤世嫉俗而刻意表现个人的玩世不恭。从作品时间跨度看,作者那怀疑一切、藐视一切的姿态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从1987年的《白雾》、《白驹》到90年代末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等小说中,我们都能看到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满心愤激,还有因愤激而生的讥诮和侮蔑。把这些小说与《闲聊宦子塌》、《落日》对比,会让人怀疑它们是否出自同一个作者。比如,叙事人有时会很率性地让一个人死掉,就为了有个酣畅淋漓嬉笑怒骂的由头,以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胜人一筹;有时则尽情编排主人公的情感挫折和人生败笔,使之成为演示作者精神优越感的由头,等等。其二,则是得意尽欢的“游戏”,如《行为艺术》、《埋伏》等,尽显作者潇洒悠游的成功之志,虽然被批评家夸赞为“智力游戏”④,一般文学读者还是会心有不甘,因为小说既已轻易地抹消了艺术与炫技、善与恶、真与假、情与欲的差别,为何又在虚无主义气息中张扬那种睥睨他人的派头。也许《埋伏》还有令读者动容动心之处,因为叙事人还愿意以平视的目光直面叶民主这样的人,并给予他表现自我的机会。
　　在90年代以来领文坛风骚的作家中,方方仍然具有高度代表性,她的特点和缺憾都很典型:作家们什么都有,眼界、技术、阅历、修养等,所缺乏的是自省意识和反讽精神。我们很难看到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真关切和抗辩,很难看到全心投入而超然物外的精神创造。因而,方方前述两部小说的可贵品质值得重申:《闲聊宦子塌》能越出当年的“寻根文学”,并不在于它对藏污纳垢的民间的好奇,而在于作者静心赋予世情民风以真实的触感;《落日》的成功,除了“情感的零度”,更重要的还有作家对现实人生的冷眼热心。作者的反讽精神赋予文本以叙事间距,它意味着作者将身为常人的自我隔离起来,将摆脱了种种个人问题的自我投入到世界中,无成见无挂碍地探寻世界的奥秘和存在的真谛。
　　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关乎各自生存处境和时代精神状况。新世纪以来,个人处境的共同性,乃因我们都处于全球化和多元化并行的潮流中,既保持独立又寻求认同是人们的基本诉求。在这个语境中解读《乌泥湖年谱》,很容易理解它的缺失及其成因。新时期伊始,“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就为一代知识分子塑造了“受害者”形象。在拨乱反正、平反昭雪时代,这种形象得到官方话语的裁定和认可,他们即使不是崇高的,也是无辜的,足以唤起读者的感伤共鸣。但随着同类言说的反复叠加,知识分子及其受难者形象逐渐变成一种刻板印象;这刻板印象作为正统话语的重要构成,又逐渐被读者视为文学和历史书写的滥调,甚至是文人们的自我文饰。同时,越来越多的新史料、私人回忆录,特别是各种“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文本,带来了新的信息和认知方式。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无论受害者和加害者,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没有像他们所需要和据有的那么充足的理由。读者已然摆脱了的思想束缚和思维惯性,作家仍然执著于老调重弹。《乌泥湖年谱》里的人物描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无论是工程师、家庭主妇还是中学生,连那个身份特异又敏感叛逆的“拖油瓶”吴金宝,心理活动都是那么地直白单纯,基本符合人们对各色人物的成见。可以说,《乌泥湖年谱》的叙事人是专断而又一厢情愿的。不妨把它和同时出现的另一部编年体长篇小说作一对比。迟子建的《伪满洲国》的故事,也是按照公元纪年从1932年讲到1935年。除了公元纪年,小说还标识了三种纪年名称:民国、昭和、康德(或大同)。而实际上故事进程是在农历里展开的。对时间记号的突现可以最大限度调动起读者对故事的想象,也为叙事人既投入又间离文本世界定下支点。叙事人站在公元纪年这个制高点上,察验其他时间如何楔入农历,实际上也是提示读者注意在残酷复杂的现实/历史挤压之下的人的生存,呼唤读者从不同维度理解一个民族不堪承受的重负。由“公元”所统辖、提挈的不同纪年,是对历史的有距离、多角度的投入,赋予散漫无为的故事讲述以启示的意味。当然,重现历史并非只有这一种手法,《乌泥湖年谱》的单面性、封闭性并不是因为作者没有这样安排时间,相反,按照公元纪年进行编年体叙事是它最恰当不过的叙事方式,因为公元纪年正是表现热情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体认“新时代”的标志。但读者不会满足于接受符合既有教条的历史事实,他们还需要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倾向来理解和发挥“历史真实”。况且,作者本人此前曾大胆标新,亲身示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现在却走了回头路,身处多元化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潮流中而固着于正史观念,使原本应该具有多元性的编年体叙事,变成了对公共记忆和主流话语的复述。作者的写作态度自然是十分真诚的,特别是当我们把它与《祖父在父亲心中》相比时,更能体会作品在塑造人物性格、剖析社会问题、表现历史真实等方面所下的功夫,但它引起的反响远不如《祖父在父亲心中》热切。为什么人们更认同后者?简单地说,它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叙事人在猜疑、提问、比照、沉思,以激发起读者的类似反应,而不试图提供一个固定的形象和确切的结论;而作者全情投入的《乌泥湖年谱》,却构筑出一个封闭的世界。由于叙事间距的丧失,读者很容易在小说中读出作者情感的偏私、身份的优越、立场的局限,乃至思维方式的阻滞。简单地说,《乌泥湖年谱》滞后于读者的见闻和思想,它因为强化成见、重归正统性而受排拒;《祖父在父亲心中》则适逢其时,甚至是意识超前的,它通过质疑正统性、发掘本真性而具有启示录的价值。
　　如今,思想的多元化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已是一种自然态势,文学读者已经普遍具有怀疑精神和对话能力了,非文学读者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信奉所谓的规律性,不会那么强烈地依赖一致感,人们更愿意接受可争议的、非灌输性的思想和形象。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拉丁美洲的现实”情有独钟,他深信现实是比我们更好的作家,认为作家的天职与光荣就在于“谦卑地模仿”⑤它。对于今天的中国作家而言,文学是否要介入现实,又如何介入现实,这是个永恒而又迫切的问题,它需要作家们诚恳的反思。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