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小说批评(3)

　　（四）人物
　　传教士认为，中国小说的人物也往往是类型化的。每一部历史小说中都会出现一些类型化的人物：“老谋深算并且受尽优待的顾问；直言不讳但不受重视的大臣；统治者要么就是通过战争建国，要么就是因为软弱和缺陷丢掉王位；僧侣私藏了一仓库的奇珍异宝；最后有一位英勇善战，赫拉克勒斯（Hercules）和波贝斯茨（Bombastes）的混合体，毫不费力地挥舞着沉重而巨大的宝剑、长矛或棍棒，用自己的力量和身高去挑战对手。”{29}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总是一成不变的，坏人永远是坏人，好人也永远是好人。他们发现，中国小说中的好人总是特别胆小：“中国小说中的青年才俊总是才高八斗，落笔生花，出口成章，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对他寄予厚望，所有的年轻女子都爱他。这个年轻人其实既有鸽子一般的平和，又有蛇蝎一般的智慧。他能够神机妙算，眼光长远，还能够即兴作文。他的父亲常常让他授课来牟利。但是一旦独自遇到什么危险，他马上就会晕厥，或者尖叫着逃走，在盲目的恐惧中坠落悬崖或者掉进河里。”{30}这在西方读者看来特别不可思议，因为没有一个英国作家会把自己小说中的主角写成一个懦夫。中国小说只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日常生活的描述。
　　人物形象是中国小说和英国小说有本质差别的标志之一。中国小说中的人物与西方小说有明显的差异。英国作家福斯特曾将小说人物分为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并认为扁形人物在成就上无法与圆形人物相提并论。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大多都是脸谱化的扁形人物，而现代作家受到西方小说人物观的影响，创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圆形人物。圆形人物由于更像生活中的真人，会产生特有的亲切感和真实感；圆形人物还包含了人生，意蕴更深入细致。新小说家认识到“人”的重要性之后，现代小说突破了旧小说写人物扁平化的局限，重视塑造人物形象，并强调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五）思想
　　在小说所传播的思想意识上，西方读者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小说往往对草莽英雄大加赞赏，虽然他们是为了生存拦路抢劫，然而这种行为显然不是官员或者绅士们所干的，作者对他们却从来都没有批评。西方读者也不能够够理解一夫多妻制下的爱情观——一个美好的女子心甘情愿地嫁给一个有妇之夫并且引以为荣——这让他们倍受打击。
　　中国文学往往拘于形式，精于雕饰，在文字方面下的功夫胜过思想。旧小说之所以被五四小说家所抛弃、排斥、批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旧小说的思想被时代所淘汰了。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认为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在于小说，各种思想诸如状元宰相思想、才子佳人思想、江湖盗贼思想、妖巫狐鬼的思想也来自于小说。因此小说应该革命，革除这些社会腐败的根源思想。而新文学家之所以大量译介西方的小说，一大半是为了介绍先进的现代思想。
　　从以上的评论来看，传教士所关注的中国小说几乎都是通俗小说。这些通俗小说呈现出几大特点：在语言上，这些小说用的大部分都是浅显易懂的传统白话；在题材上以历史题材为主；由于通俗易懂，读者艺术修养也不用太高。中国的小说理论一向不发达，中国古代文人热衷于做诗论、文论，晚清之前很少有人比较中国通俗小说和西方小说，西方传教士在这一点上也是开了先河。
　　由于通俗小说是依靠大批生产而盈利的商业文化产品，它在长期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标准化的模式，也形成了一批被这些模式所吸引的固定读者群。类型化是通俗小说的重要标志，每一大类型都联系着一种叙事模式，也是通俗读者喜闻乐见的题材类型。由于受到利益的驱使，古代书坊往往大量翻刻和编辑某一类型的小说，通俗小说家的创作内容和风格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西方读者对中国小说的批评主要表现在情节、结构、人物、叙事、思想方面。西方传教士们所指出的中国小说缺点，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对旧小说的主要批评面向。新小说也正是从这些方面进行革新，区别于旧小说的。由此可见，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是有价值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指导意义。
　　三、传教士与近代小说{31}地位的提高
　　明清是小说的繁荣时期。当我们在为明清小说所骄傲的时候，是否会想起小说曾经卑贱的地位？晚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就亲眼目睹了这种奇怪的现象：在大街上常常会遇见扛着两个大帆布袋的人，上面贴着“古今书”的标签；家中的仆人常常去找他们租书看；传教士书架上的中国小说常常被仆人偷偷借走。这些在下层老百姓中极为流行的小说大部分都是短故事集、神话故事以及歌曲书。尽管传奇小说在大众中是如此流行，文人却为小说感到羞耻，他们觉得小说堕落、愚蠢、阴险、狡猾、不道德，甚至会让小孩在某些方面变笨。文人为写小说感到耻辱，因此大部分作家都不在小说上署名。尽管如此，文人都会去读小说，却解释说自己并不是为了情节而读，而是为了好的文体风格。马礼逊观察到：“每当中国人进行严肃的谈话时，都假装瞧不起口语化的小说作品，但同时，他们又不得不承认古代经书的风格没有普遍适用性。他们对《三国》的体例喜爱若狂。”{32}这种小说的地位和影响力极不相称的现象使得西方传教士十分困惑。

       中国小说的地位在近代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小说起源于人们消遣娱乐的需求。在古代，小说一般被当作消闲、娱乐的闲书，被文人君子看不起。中文中的“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小说在这里指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治的小道理。过去读者将小说视为闲书，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为了消闲。鲁迅说：“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33}上文所提到的租书现象也是明清时期通俗小说重要的流通渠道。正是因为小说的消遣、娱乐性特点使它区别于正统诗文史传的严肃性，因此往往被排除在经典之外，被传统文人所看不起。黄人描述过去轻视小说的现象道：“昔之于小说也，博奕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酖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古之所谓小说家者，与今大异）。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34}因此，虽然古代小说汗牛充栋，然而都是无关宏旨的消闲之作。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