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小说批评(4)

　　中国小说的地位在近代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移动，与传教士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晚清出现了小说出版的热潮，其原因除了技术的进步、媒体的发达、外国小说的输入之外，还在于知识分子对于小说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中国小说并不承担救国的责任，这一观点是在近代逐渐形成的，传教士推动了这一观念的形成。中国古代也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提倡文学的现实意义，但这里所指的“文学”并不包括小说。尽管在咸丰、同治年间，官府曾经出资大肆印行《荡寇志》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一时间甚至形成了“一部小说的出版可以拯救一座危城”的神话{35}，但这一事件更多的只是作为孤立的个案而存在，并没有带来从理论上对小说作用的整体肯定。传教士有使用小说传教的传统，他们认为小说可以改造社会，有意识地使用小说作为传教的工具，这也与中国古代以文治国的观念相吻合，容易得到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傅兰雅的小说竞赛、林乐知的《文学兴国策》以及众多传教士小说都强调了小说的政治社会功能，对中国文人产生了思想上的冲击。林乐知翻译的《文学兴国策》主张：“文学为教化所必需之端。……文学盛则人民富强，而国随之；文学衰则人民贫弱，而国亦随之。”{36}传教士还造出了“无文学者国必败”的神话。{37}中国文人出于保国救种的焦虑，开始积极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来。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启示刊登于1895年的《万国公报》上，梁启超当时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不会没有看到过这则启事。他在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示一年多后提出了“小说界革命”，他所抨击的“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38}与傅兰雅所要求的题材完全一致，可见他曾受到传教士的影响。{39}他又在中国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对“文学救国论”进行改造，把小说作为政治革新的工具，号召小说界革命，以小说的形式宣扬救国思想，提出“欲新政治、必新小说”等观念，并亲自著译政治小说。他还生造了一个神话：“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际，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40}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号召。王钟麟也认为小说具有富国强种的功能，提出“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41}的观点。此外，西方传教士也引进了崇尚小说的西方观念。西方文学以小说为中心，杰出的文学家几乎都是小说家。近代文人发现欧美文学家视小说为艺术，往往殚精竭虑、倾注毕生心血来写小说，用来表示国性，阐扬文化。“昔欧洲十五六世纪，英帝后雅好文艺，至伊利沙白时，更筑文学之馆，凡当时之能文章者，咸不远千里致之，令诸人撰为小说戏曲，择有益心理者，为之刊行，读者靡弗感动，而英国势遂崛起，为全球冠”{42}。狄葆贤曾描绘过自己首次接触西方小说观念时的震撼：“吾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吾骇焉。吾昔见日人有著《世界百杰传》者，以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吾骇焉。吾昔见日本诸学校之文学科，有所谓水浒传讲义西厢记讲义者，吾骇焉。继而思之，何骇之与有？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43}晚清文人确立了师法西方小说的方向，接受了西方的小说观念，中国文人鄙夷小说的观念才得到了扭转。中国文人开始认识到小说具有政治价值和社会意义，使得大批文人加入小说创作的队伍，小说得以从下层走向上层。
　　总之，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小说的态度有褒有贬，总体来说不够满意。在这些评论中，我们能看到不同文化经验所导致的不同审美视角。文化在这里不仅是用来标志传教士所从属的教会文化，更多的是他们所拥有的西方文学经验。西方传教士在评论中国文学的过程中，显然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西方文学标准起到了强势的评判作用。必须看到，19世纪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是批评多于赞美的。在他们看来，中国贫穷野蛮、落后闭塞、傲慢腐败。西方传教士难免受到这种时代情绪的影响，然而，他们并没有人云亦云，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并非自大的西方中心论者。他们相信中国人已经摆脱了野蛮愚昧，中华民族品性高尚，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并没有优劣之分。然而从这些带有文化预设和偏见的评论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西方传教士的评述口吻中带有一种强有力的排他性。他们将符合这一标准的中国小说圈出来，并不顾及它在中国文学中的已有地位；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中国小说则被划归到边缘角落。而西方文学（尤其是基督教文学）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他者，被西方传教士赋予了一种无以伦比的高尚和优越的地位。西方文学因此成为了权威、主导、合法的权力，占有了至高的话语权。
　　虽然这种声音在当时中国文学界还是比较微弱的，但是随着西方文化渐渐被历史推上中国文化的主流，相应的文学研究标准也影响了中国文人的价值判断。例如，传教士认为《红楼梦》篇幅太长，平子在《小说丛话》中也指出《红楼梦》“则似冗长，不免拖沓散涣之病”。西方的价值体系和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在碰撞的过程中出现了质变，文学革命最终以新文学的胜利而告终。西方传教士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扮演了西方文学经验的倡导者和代言人的角色，他们手中的媒体又加强了这些观点的力量。正是因为西方传教士、新知识分子等持有西方文学经验的群体坚持，使得原本主观的西方文学价值标准变得客观而真实，从而迫使传统文学价值体系崩溃和让位。西方文学价值观作为一种优胜者最终压倒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价值观，重构了中国文学的体系，为中国文学按照西方的模式划分体裁。在这一背景下，小说地位急剧上升，也依据西方文学的价值标准被划分为三六九等；某些思维模式、写作风格的文学作品得到了“优秀”的评价，而写作这些文学作品的人则被视为“精英”。

        传教士对中国文学有褒有贬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身份的体现。他们在对文本进行解读之前已经对他们做过分类了，首先是排除那些有损于基督教义的文学作品，例如传播佛教、道教思想的小说；其次是排除那些有损外国人形象，对中外交往不利的小说；最后才是对小说本身的技巧加以点评。阅读传教士所赞赏的小说时，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该小说与西方文化的契合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西方传教士也的确为中国古典文学带来了现代性，不管怎样，他们的立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人而言都是全新的挑战。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