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小说批评(5)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典籍的批评，是一种文化权利的运用。他们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审美与价值判断不受中国传统士大夫趣味的影响，也没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负累，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迥异于中国文学史。西方传教士的心中有一种文化预设及文化优越感，他们坚信西方文学是优于中国文学的，因此中国文学可以并且应该用西方文学的标准去评判，去重新排列座次，划分优劣。当然，这并不是西方传教士独有的问题。人类大脑拒绝接受未曾处理过的新事物是非常自然的，所有的文化都倾向于对其他文化进行彻底的归化。西方传教士在这一归化的过程中也带进了西方文学的传统和规范。
　　西方传教士是否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学的精髓，做出了客观合理的价值评判？我们必须承认，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他们对新事物充满了如饥似渴的兴趣，对中国文化满含着热情，是有能力对中国文学进行批评的。然而，作为中国文化的局外人，异质文化的接收者，他们的注意力常常被那些母语文化中所没有的部分所吸引，往往很难抓住事物的总体，不能全面地审视中国文学，容易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另外，由于他们的主要身份是传教士而不是文学评论家，文学评论只能作为一种业余的兴趣爱好来经营，传教士之间也缺乏有效的交流探讨，因此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评论往往是个人性的，不能代表群体的态度或意见。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许多启发，因为传统的中国文学评论往往受到官方意见的左右，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由于触犯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禁忌而被排斥在外。西方传教士的意见是相对自由的，他们既不用对中国政府负责，也不用遵循中国的道德文化传统和审美取向，因此也是有一定价值的。通过对中国小说的评价和中西小说的比较，为中国小说树立了一个新的坐标系，也引发了中国批评家对中西小说结构、叙事等方面的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中国小说家发现古代小说叙事方式比较单一，几乎都用全知视角；而西方小说叙事方式多样，情节多变，人物鲜明，值得中国小说家学习。
　　西方传教士在对中国文学的评论过程中，实际上引入了规范、经典（canon）的概念。早期基督神学家的著作中就显示出了择优原则的重要性，一些文本或者作者被认为比另外一些文本或作者有更大的保存价值。西方传教士延续了这样一个传统，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有比较明显的规范性，文本的华美和感染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考察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合乎他们的宗教规范。这并不是基督教会内部的孤立现象，经典化的过程在文学世界中普遍存在，中国文学中经典的形成也往往受到种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性别、种族、阶层往往是影响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关键。如果我们反思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的话，就会发现作者差异性的背后其实往往有一些共同点：男性、汉族、文人。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的话，那些表达了过分强烈的政治关心，或者对情色描写过于热衷的作品也往往被压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典”之外。这一经典的潜规则压制了许多单从美学角度来看可以极为杰出的文学作品。这样看来，文学评论总是受到个人兴趣、个人偏见的影响的，经典的形成也带有主观性和偶然性。我们也无须对西方传教士离经叛道的文学评论有过多的指责。
　　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必然要经过一个社会群体的择优评判，而这个社会群体的文化趣味又往往是跟他们所处的阶层密切相关的。当传统文人掌握这一文化权力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符合传统价值观的经典文学作品。而近代中国的变革风起云涌，传统文人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他们手中的这一文化权力也在逐渐失落，新兴知识分子正积极地争夺在文学领域的话语权。由于西方形成规范的公共机构最早是教堂，因此西方传教士熟知文学规范的形成进程。他们改变中国语言文学的意图其实也是出于对规范的一种挑战，教育、传媒等现代手段又增强了这种规范。虽然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成效不够理想，然而至少为中国的新兴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借鉴。
　　① 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154页。
　　②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66页。
　　③ Afred Lister. “An Hour with a Chinese Romance”， China Review（1873.2）：p.284.
　　④ Willi. am Scott Amenl .“A Periodical Literature for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95.8）：p.354.
　　⑤ C. F. Kupfer.“Our Attitude to the Literature of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97.6）：p.284.
　　⑥⑦ Donld Macgillicroury.“Preparation of Missionaries for Literary”，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917.8）：p.509； p.507.
　　⑧ “The Survey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916.6）：pp.399-400.

      ⑨ 傅兰雅虽然不是正式的传教士，但他与西方在华传教士群体关系密切，从事的工作与正式的传教士也没有太大差异，可以认为他是一名广义上的西方传教士。
　　⑩{11}{32} 艾莉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2）》，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第248页；第175页。
　　{12}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13} James Legge.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orth-China Herald（1901.6.19）.
　　{14} 丁匙良，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15} “The Junior Missionary——Dips into Chinese Fic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918.11）：p.747.
　　{16}{22}{29}{30} Rearls. Buck. “An Hour with a Chinese Romance”， China Review（1873.2）：p.287； p.287； p.286； pp.286-287.
　　{17} W. A. Gornaby.“Wise Words from a Chinese Novel”，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917.8）：p.538.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