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说中类型化女性形象的符号意义(2)

作者:赵艳花 更新时间:2010-10-15 22:53 点击:
【论文发表关健词】郁达夫小说;类型化;女性形象;符号意义
【职称论文摘要】
人物之间的关系却停留在两个极端:要么是无爱之性,要么是无性之爱(这里的爱更多的是指男女两性之间心灵上的吸引与同情),呈现出性爱的偏枯。郁达夫自知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应该是灵肉一致的,但他笔下的男主人公都像

人物之间的关系却停留在两个极端:要么是无爱之性,要么是无性之爱(这里的“爱”更多的是指男女两性之间心灵上的吸引与同情),呈现出性爱的偏枯。郁达夫自知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应该是灵肉一致的,但他笔下的男主人公都像《茫茫夜》中的于质夫那样,全体精神的欲情分成了两个方向:“一种是纯一的爱情,集中在他的一个年轻的学生身上。一种是间断偶发的冲动。这种冲动发作的时候,他竟完全成了无理性的野兽,非要到城里街上,和学校附近的乡间的贫民窟里去乱跑乱跳走一次,偷看几个女性,不能把他的性欲的冲动压制下去。”他笔下的女性被分为妖妇型与天使型正是这种灵肉分裂性爱观的表现。《南迁》中的“他”与日本少妇M、《过去》中的“我”与老二、《清冷的午后》中小老板与小天王、《迷羊》中的王介成与谢月英、《蜃楼》中的陈逸群与冶妮贝葛曼、《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吴一粟与郑秀岳、《出奔》中的钱时英与董婉珍之间只有性的吸引,没有灵的交流。《银灰色的死》中的“他”与静儿、《南迁》中的“他”与O、《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与陈二妹、《秋柳》中的于质夫与碧桃、《过去》中的“我”与老三、《蜃楼》中的陈逸群与康太太、《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我”与牧母、《迟桂花》中的“我”与莲儿之间更多的是灵的吸引,性的欲望则成为被净化与被否定的对象。
  妖妇型女性是郁达夫为满足欲望而创造出来的性欲符号。冶妮贝葛曼是陈逸群从法国回国时同船的美国少女,“眼角一挑”、“很妖媚地点了点头”、“密闭着眼睛,嘴唇抽动;向后倒粘在他颊下的冶妮的脸”,这些男性叙事语言不仅描画出一个轻浮放浪的少女形象,也流露出男主人公对她的诱惑与挑逗既无法抵抗又心存疑惧的矛盾心理。最后陈逸群与她“虽则也曾交换了几次热烈的拥抱与深吻,但到后来却也终只坚约了后会,高尚纯洁地在岸边各分了手”。“却也终只”一词隐现了男主人公内心的遗憾,而“高尚纯洁”恐怕是他对自己的安慰与标榜:面对这类危险女性的诱惑,他仍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实际上,与这位女性的交往与最后的离开都表现出男性主人公面对自己欲望时的懦弱。他恐惧自己的欲望,因此他也恐惧能引起欲望的女人,所以他选择了逃离。而在对温顺、单纯的天使型女性产生冲动的时候,男性主人公不仅否认了具有猥亵色彩的性欲,也否认了原本十分正常的感情,爱欲的升华使纯洁的兄妹般的相互同情取代了爱情,将男性主人公与心仪的对象拉回到远离爱情的安全地带。郁达夫思想中的非欲倾向使他自觉地排斥爱情中肉的一面,他的男性主人公受到了妖妇型女性的吸引,却以忏悔和对这些女性的惩罚否定了性爱存在的合理性。天使型的女性作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又不允许身在凡世的男主人公有过多的非分之想。郁达夫在作品中将女性想象为天使型与妖妇型两种类型,折射出“男性主人公对自我本能欲望既恐惧又沉醉的心灵内部对话关系,它真实表现了新旧文化交替之际、男性在‘封建禁欲主义理性’与生命本能的冲突中的内心煎熬”。
  
  三、传统与现代的符号
  
  对女性的类型化想象不仅是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男性自我内心本能与道德之间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对现代文明(在很多时候“西方”就是现代的同义词,对于郁达夫来说,“现代”就是当时的日本)既肯定又否定、既向往又抗拒的矛盾心态。解志熙在论及《沉沦》时,认为“这部小说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一个既承袭着传统文化伦理价值观念,又渴慕现代文明、现代生活方式以至于现代声色刺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主人公“他…‘想‘沉沦’又怕‘沉沦’,其实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子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途中,面对种种现代欲求的诱惑所具有的普遍心态”。这一论点恐怕不止适用于《沉沦》,而是适用于郁达夫的整个生命文本。
  1895—1920年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与郁达夫知识积累与文化心理形成的青少年时期(1903—1923)几乎完全重合。1913年,17岁的郁达夫赴日留学,“几阵秋雨一落,残暑退尽了,在一天晴空浩荡的九月下旬的早晨,我只带了几册线装的旧籍,穿了一身半新的夹服,跟着我那位哥哥离开了乡井”。之前,郁达夫除了将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工具进行学习之外,几乎没有接触过任何外来的文学与文化,他沉醉于其中的仍然是中国古代典籍与文学作品。通过对传统典籍的阅读,郁达夫不仅形成了最初的文学兴趣,同时也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将近十年的留学生活,不仅是他获得具体文化知识的过程,更是在一个与之前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二度形成自己的语言能力、文化教养、人格气质、价值观念的过程,是他的文化心理结构经历裂变与重铸的过程。1922年的郁达夫结束长达九年的留学生活回到中国,这时的他与1913年登上赴日轮船的那个郁达夫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了。虽然与同样赴日的陶晶孙、郭沫若等人一样,郁达夫对日本不仅有文化的认同,而且有对多种日本生活细节的接受,然而,传统文化将近十年的教育与熏染已经使其中的思维方式、道德理想渗入了郁达夫的灵魂,虽然在日后遭遇到的现代文化面前,这种影响似乎不堪一击,被迫退守到他思想的一隅,但它却作为一种精神资源与文化心理结构永远潜藏在了郁达夫的内心深处,它限定着郁达夫吸收外来文化的内容与方式,也规定了郁达夫接受外来文化的深度与广度,而且,它在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重新占领灵魂的中心位置。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时,郁达夫随身带着“几册线装的旧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跟随他远渡重洋的象征。虽然留学日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与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显然已经预先为他的思想赋予了底色,那一身“半新的夹服”,正是他作为最后一代比较全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内心思想的表征:半新半旧。
  在郁达夫的笔下,“现代”是欲望放纵与色情的象征,这正是晚清以来的中国国民对他者、对异国甚而对西方、对现代文明的理解和想象。郁达夫在赴日期间途经上海并稍作停留,短短的几天时间使他初次近距离地接触到现代的都市生活。这是他对现代文明的第一印象。面对与家乡富阳完全不同的大都市灯红酒绿的夜景,十七岁的他感到“不安与迷惑”。一方面,上海那灯红酒绿的都市景观和它以享乐和消费为时尚的生活方式,给了郁达夫受传统文化浸淫的年轻的心以极大的刺激:“四周的珠玑粉黛,鬓影衣香,几乎把我一个初到上海的乡下青年,窒息到回不过气来;我感到了眩惑,感到了昏迷。”“这一夜回到旅馆之后,精神兴奋,直到了早晨的三点,方才睡去,并且在熟睡的中间,也曾做了色情的迷梦。性的启发,灵肉的交哄,在这次上海的几日短短逗留之中,早已在我心里,起了发酵的作用。”另一方面,上海代表的现代文明也让他感到了不安和困惑:“远处的灯火楼台,街上的马龙车水,上海原说是不夜之城,销金之窟,然而国家呢?社会呢?像这(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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