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说中类型化女性形象的符号意义(3)

样的昏天黑地般过生活，难道是人生的目的么?金钱的争夺，犯罪的公行，精神的浪费，肉欲的横流，天虽则不会掉下来，地虽则也不会陷落去，可是像这样的过去，是可以的么?”虽然他承认自己当时“对于帝国主义的险毒，物质文明的糜烂，世界现状的危机，与夫国计民生的大略等明确的观念，原是什么也没有”，但仍然认定“社会的归宿，做人的正道，总还不在这里”。面对大都会上海代表的与家乡富阳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已经受到中国传统教育熏陶的郁达夫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了排斥的心理。这种排斥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排斥这种没有人生目的、只顾消费与享乐的生活状态，虽然他不能控制这种生活状态对自己心灵的巨大诱惑，但他始终对之抱着一种怀疑与戒备的心理，并将这种诱惑视为极大的“威胁”，从而形成了他对现代文化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他爱，是因为这种文化样态及其为代表的生活方式对他具有相当大的诱惑；他恨，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与他所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是完全背离的。
　　到了已经现代化了的日本，现代思想与文化的冲击更使他成为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在以日本留学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郁达夫的自传体主人公不断表现出因为生活在陌生文化环境中而产生的文化震惊与不适感。对于郁达夫来说，日本更是一个充满享乐、能够引起欲望与满足欲望的世界：这里有年老房东的年轻女儿，有不断勾起少年们声色口腹之欲的艺妓馆、餐馆、茶馆，有“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照相，化妆之前的半****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有“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等等，都使他这个来自落后闭塞国家的“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感到了从未感受过的刺激。然而，作为一个在国际地位上处于弱势的国家的子民，一个个性软弱的男性，日本给予他更多的是屈辱的心理体验。近乎十年的日本留学经历似乎给郁达夫的心灵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致使他在后来有关日本的小说和自传中总是把日本与女性、两性关系与种族关系、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男性个体的身份危机与民族的身份危机纠缠在一起”。在日本，郁达夫度过了他青年时代的最后几年，最令他痛苦的是“他感到自己无法抵制一个鄙视自己的国家里的女性的吸引——尤其是屈服于妓院里那些人的诱惑”。“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中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性别上低下的日本女人由于种族上的优势对郁达夫表现出的歧视态度，一方面使他产生了由于种族上的劣势而产生的屈辱与自卑感，另一方面也严重挫伤了他作为男性在社会地位与两性关系中的优越心理，这使他在面对日本与日本异性时产生了无力感与衰弱感。对于郁达夫来说，虽然“肥白肉美”(郁达夫用来形容日本女人的一个十分感性的形容词)的日本女人令人迷惑，却总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欲望，她们给他带来的总是屈辱。她们对男性主人公的威胁与已经先行一步现代化了的日本对几千前来具有文化自信感现在却落后于时代的中国造成的威胁具有同等性，郁达夫对她们的矛盾态度也正是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文明的矛盾态度。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现代文明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无穷吸引力却让人无法产生安全感的女性，面对落后的国情，他们都意识到模仿西方已经成为必然，而恐惧被西方同化与异化的焦虑却又不断干扰与阻碍着他们奔向西方的脚步。
　　回国后的郁达夫仍然不能摆脱身心被传统与现代互相撕扯的梦魇，在他的作品中，现代(日本、西方)化身成为妖妇型女性，她们对他的男性主人公充满了诱惑，让他们释放出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欲望，同时又让他们感到无法捉摸、无法把握，深陷失去自我的恐惧。这时，没有被西方文明完全占据的古老国度则成了令人怀念与向往的对象，她就像贞洁而单纯的天使型女性一样没有沾染到现代文明强烈的世俗与肉欲气息，容易把握而又值得信赖。对于莲儿，一个生长在远离现代文明的桃花源中的女性，男主人公甚至觉得自己来自现代世界的欲望会玷污她。对妖妇型女性的欲迎还拒的态度折射出的是郁达夫对现代文明的矛盾心态，而对天使型女性的认同则代表了他内心向传统文明的回归。郁达夫内心的传统情结异常深重，虽然他从现代文明那里受惠良多，但还是传统能给予他心灵的安慰。当郁达夫步入尘嚣落定的中年，原本就沉淀于内心深处的名士之梦逐渐占据了已经沉静下来的心灵，他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隐居者，任由外面的世界怎样的动乱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