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共和政体与政治稳定(2)

　　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城邦是一个城市共同体，是一个共享团体。修昔底德用“众人就是城邦”来指称这一政治单元，显然，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完美的城邦被认为是公民和城邦组织的一体化。[4]306亚里士多德指出，城邦是许多公民的组合、是部分结成的全体，这里的全体并非简单堆垛而成，而是若干部分的有机组合。[1]112-113由于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至高而广涵”将统一性和有机性赋予共同体以形式，城邦的内在价值和应有之义便蕴涵在这简约的定义之中。从内在价值讲，至高而广涵意味着对诸善的容蓄与化一；而多种要素的有机统一则是其应有之义。
　　首先，城邦是一个由各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个人是城邦的组成部分，城邦是一个优先于个人的整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从个人、家庭、村坊发展到城邦，完全出于自然的演化；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尽管在发生顺序上，个人是先于城邦而产生的，但是从本性上讲，城邦则优于个人。他用人体作为例子来说明城邦与个人的关系，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和全身毁伤后的手足都不成其为手足。每一个孤独的个人都无法自给自足地生活，个人是城邦中的个人、家庭是城邦中的家庭，只有在城邦整体之中，通过整体安排和与他人的配合才能实现自足生活，即城邦先于个人和家庭。然而，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体统一于整体，强调全体优先于部分，但是他也批判了柏拉图关于城邦应该尽可能一致、越一致越好的整体主义城邦观，他构想的城邦整体不是简单相加的划一关系，而具有有机统一的涵义；个人的目标必然是在有机体目标的实现活动中达到的，也只有有机体的存续才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由此可以看到理想城邦的另一面，即城邦在构成要素上是多元的，既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又包涵了各种品类和关系。在批判柏拉图的整体主义时，亚里士多德指出，城邦本质是多种要素的集合，如果以单一一致性为本性和趋势的话，那么结果就是导向一个家庭继而一个个人，而不是一个作为公民共同体的城邦了，因为家庭和个人在单一性上显然胜于城邦；而一个趋向整体化的城邦一定会趋向不成其为一个城邦。[1]45由于城邦的本质是至高而广涵的公民共同体，忽视了组成共同体的诸多相异的品类和要素，那么在全然的整体主义中，城邦的本质将消亡。如何才能真正保存城邦的本质呢？这就要在城邦一体中给予多样性以充分的发挥空间。城邦的应有之义是一个“多元有机”的共同体，恰是组成要素的多样性赋予城邦走向至高生活的动力。
　　再者，多元的部分与统一的全体的关系是一种有机的关系。正是由于“城邦不仅是许多人的组合；组织在它里面的许多人又该是不同的品类”[1]45，这些品类相异的人们，从事着不同的活动，通过分工，在共同体中承担不同的功能，一方面对城邦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分享着他人的成功，在社会分工中各尽所能且通工易事。相比起个人和家庭来，由于组织大而繁复，且人们分工互利，城邦因此达到较高程度的自给，社会也因此愈加进步。在这样一种分工互利合作共享的有机关系中，多样性的发展就被统一到城邦的整体进步当中去了。所以，城邦的统一性不在于消灭多样性，而在于如何将多样性包容整合进这个共同体之中。
　　相应的，这个“多元有机”的共同体是公民的共同体。作为公民理论的先驱，亚里士多德对公民身份的认识与他的优良政体构想密切相关；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1]144，城邦的政治性质是“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1]117。亚里士多德不赞同建立在合法居住、立法能力或年龄基础上的公民身份定义，他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管理作用，公民是一个管理者，一个分享正义管理与职务占有的人，也就是说，并不是血缘而是行动让一个人成为公民。[5]68同时，他又把公民身份设想为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它是根植于构成公共生活的各种相互关系的全部体系[5]70，这种制度极具弹性，公民身份的限度在不同政体都存在差异，在良好的政体中，对公民身份的限制最少。既然城邦是公民团体，公民又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那么优良的制度安排必然是充分认识到公民身份的意义并能够使公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合理秩序。就政体设计而言，城邦的最高治权是寄托于公民团体的，而城邦统治是旨在维护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的，如果一般公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么公民也就不成其为公民了。
　　在政治共同体中实现公民身份需要公民广泛参与城邦事务，然而这种多元有机的公民共同体也不是天然形成的，它要求一种良好的制度环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单一政体都免不了偏向统治者，公民身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公民分享政治生活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不能照顾到所有公民的利益，就容易导致不稳定。因此，这就需要一个将各种因素混合得很好的共和政体来为公民参与提供体制上的保障。
　　三、“多元统一”的共和政体；政治稳定实现的政体形式
　　亚里士多德对各种政体都有精辟的分析，他看到，由于只关注复杂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所有的单一政体都容易导致不稳定；同时，正是由于不能照顾到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所有正宗政体都容易转向非正宗政体。故而，他设计了一个力求摆脱诸多弊病的政体，即一个将多种因素很好地混合起来的共和政体。一方面，在“质”上，力求通过把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平民政体中的德性、财富和自由三个要素混合在一起，发挥其积极成分、相互制约其中的消极成分；另一方面，在“量”上，通过对政治共同体中占有不同社会财富的各个经济阶层的利益的合理安排，实现社会各主要部分的基本平衡。
　　（一）划清界限、中产阶级：共和政体能够实现政治稳定的构成基础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使得城邦国家摆脱了血缘关系的束缚，所有的社会成员进入城邦这个大的共同体之中，由于行业和职能不同、占有财产的不同，分成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和阶级。政治生活之所以不稳定，是由于存在矛盾和冲突；之所以存在矛盾和冲突，是因为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范围不清晰。交织混杂的利益纷争构成了城邦政治的不稳定因素。自由民是城邦的基础，自由民又分为贵族和平民，贵族拥有土地，为城邦提供物质资源保障；平民在数量上占优，是保卫城邦的主要力量。这种情况决定了城邦贵族和平民相妥协、在自由民内部实现团结的需要，这一需要使之在政治体制选择上就倾向于共和政体。沃林认为，尽管在强调一个社会需要有一套共同的既直观又合目的的价值以团结一致而有目的地行动方面，柏拉图关于统一的观念是正确的；然而，统一是有限度的，不是必须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生活的方方面面。[6]62因此，亚里士多德设计的共和政体之“混合”不是杂乱无章地揉在一起，其“统一”也并非无界线的“整齐划一”，而是对城邦中存在的“多元”划清界限有序安排的“统一”。 亚里士多德划清界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城邦财产制度的设计上。由于“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出于天赋”，人的自爱性就导致了自利性，所有的罪恶都是“导源于人类的罪恶本性”；因此，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的财产公有制度，他认为，财产公有使得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合而为一，既不存在界限，也就不存在权责分明。而财产所有权的不明确往往造成重大的纠纷，这些纠纷和冲突积累起来就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了祸根。另一方面，也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同一的，人们往往不关心公共事务，而将目光集中于关切到其自身利益的事务之上。亚里士多德分析了政治良好的城邦，在那些城邦中，公民各自的产业由自己管理，但其中一部分供自己所需，另一部分则用于公共福利。由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的财产制度是比较妥善的。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划清了各人所有利益的界限，这体现了对“多元”的重视，既消除了矛盾的根源，又能够发挥各人关注自己事业的积极性，促进城邦经济发展；另外，对财物进行有利于大众的使用，这是城邦作为共同体的“统一”的要求，既体现了博济精神，又考虑了人生的快乐和道德。[1]53-57概言之，亚里士多德主张，在承认个人利益，划清了各人所有利益范围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统一。[7]103多元是划清界限的多元，统一是有限度的统一，多元和统一的结合才能消除纠纷、维护稳定。(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