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金融演进之谜：王亚南与彭信威的解读(2)

　　
　　二、“低货币化”现象的另类成因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有一种货币现象颇有些耐人寻味，那就是货币量长期偏少。按常理，经济增长会要求货币量以相应的比例增加，甚至可以说，由于当时中国货币形制极其混杂，人们更担忧的应当是货币量过多。但实际情形则是，偌大市场的商品流通只以少量的货币在周转。是货币的供给不足，还是货币的交易效率很高？我们固然可以将其归咎于长期以来中国“内生”货币制度的残缺，但在王亚南看来，这种所谓的“低货币化”现象则另有更为实际的成因。他似乎发现，中国货币量之偏少，其根源首先不在“内生”机制发育不良方面的“高级缺陷”，而在于外生货币制度本身的“低级扭曲”。结果，“原本可能而且需要加入流通过程的生产物，和原本可能而且实际加入流通界的货币，常被货币本身条件的不健全所阻滞。”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十分耐人寻味的景象就随之出现了：中国经济“一方面正苦于货币的供给不够，同时又排斥货币，或大大减少买卖转手所需的货币额，这一来，原来可以促成生产物商品化，或商品加速周转的货币，却反过来，使许多商品化成分，逆转为自然经济成分。”这种由货币供求双方同时选择“后撤“而引致的“逆货币化”现象显然悖于常理，因为在货币史上，往往只有货币的过量供给在先，人们抛弃货币的行为才会紧随其后。更何况，基于简单的历史逻辑，当时的各类“货币当局”也不会主动约束自己的“货币创造”行为。
　　
　　其实，王亚南已经发现了深藏其中的秘密，尽管他本人未必将彼此加以联系。人们通常会直观地推断，货币种类越是混杂，挤出的货币数量就会越多。不过，中国的货币历史却为此提供了反证。依据王亚南的观察，“货币种类的多，并不能表示流通货币数量之多。恰恰相反，惟其种类多，惟其相互对立的限制和抵消，其总的额数，是无法增多的。”而“货币种类的减少，就似乎大可引起货币数量的扩增。”此便是货币种类与货币数量的“负相关”命题，它完全抽象于中国的货币实践，属纯粹的“土生土长”，因此弥足珍贵。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讲，这恐怕是中国货币理论史上前无古人的重大理论发现了。这一命题实际上揭示了，从局部看，前述极富经济理性的各类“货币当局”并非不愿更多地供给货币，只不过从全局看，它们的“个体理性”却被“莫名其妙”地加总为“集体非理性”，即提供的货币不但没有增多，反而有所减少。这种情形同时也在提醒我们，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过程，有时看似平常，其实暗藏凹凸。因此，在试图得出任何判断抑或结论时，切不可草率行事。
　　
　　从总体上讲，王亚南的货币分析特别看重货币制度的性质与制度含义。他认为，“不同社会的货币，并不是在冶铸样式、花纹或它所含的成色或重量表示出来”，因此，中国货币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货币本位表层技术的改变，而在于“一个统一政权，在治安、交通、度量衡及国内自由市场诸方面的相应设施”的建立与增进。既然如此，中国货币制度的变革就“不能单在货币本身去用手术”，他特别强调，“在中国现代化经济基础，尚不曾坚实地建立起来的限内，我们的货币，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不能有十分正常的健全的表现。”上述表述明显有别于当时货币理论的主流传统，而与制度金融学的理念暗通。
　　
　　三、“铜币跨期等重”现象之谜
　　
　　相较于王亚南充满感性色彩且饱含价值判断意味的分析，彭信威对中国货币金融制度变迁的刻画与评判则显得宁静并富于理性，毫无疑问，后者对自己所关注的对象投注了更多的实证精神与制度关怀。彭信威的基本理论倾向和核心观点，几乎全部浓缩在他那本中国货币金融史研究领域迄今无人攀越的传世之作（即《中国货币史》）的序言当中。在这篇堪称经济史学经典专文的序言中，彭信威开宗明义地点出了中国货币制度演进的原发性与独特性，由于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及其少见”，因此研究中国货币制度演进的理论价值就非同寻常。那么，中国的货币制度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这一问题看似寻常，因为在漫漫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总能找到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但是，若要由此进一步窥探到货币经济的深层制度结构并梳理出相应的机理与逻辑，则绝非易事。彭信威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让人们透过看似纷乱、有时还显得有些刻板的中国货币金融演进过程，真切地领略到包含其中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微妙牵系。
　　
　　中国古代的货币职能存在形制上的“分散性”，这种情形最先引起彭信威的注意。上述所谓“分散性”是指充当交易手段基本行用铜钱，而履行贮藏功能主要使用金银。货币职能由不同材质的货币形制来担当，这在西欧十分罕见。货币的贮藏功能之所以弃铜钱而就金银，直观地看，显然是因为铜钱的价值低廉且时有变动，不过，其背后所遮掩的东西却比铜钱本身的色泽还要凝重许多。金银的贮藏功能所眷顾的自然是富贵显赫阶层，而铜币的交易功能想必总是与生存经济长期相伴。因此，货币功能在金属载体上的“分割”凸显的是由财富分配制度扭曲而导致的社会裂痕，导致中国历代王朝周期性兴衰更迭的“机关”就隐藏其中。此种景象恰好与前述伯恩斯坦所刻画的中国人均收入的“高离差”现象以及王亚南所描述的中国货币本位的“二元结构”相互印证，而晚明以来白银流人中国所产生的迥异于西欧的“价格效应”也与此不无关系。
　　
　　谁都不曾料想，铜币竟然与中国老百姓的寻常生活结下如此长时期的不解之缘，不仅如此，在这种低值货币身上还蕴藏着不少未解的谜团。彭信威就发现了一种延亘两千余年的“铜币跨期等重”现象：自西汉“五铢”直至光绪通宝，铜钱大致保持每文（枚）一钱的重量；更有甚者，西汉的五铢在清末还有流通！为什么会如此呢？彭信威的解释是，“这样大小轻重的钱币，从实践中证明是比较适当的。”何为“适当”？依照前述有关铜币主要履行交易功能的判断，一枚两千年前的铜币还能媒介两千年后的经济交易，除了“崇古”、“守旧”等精神因素外，是否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参与其中的货币经济长期未获实质性进展？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也有过像盛唐两宋这样的迅速发展时期，经济交易一旦变得发达，就内在地需要货币体系“挣脱”低廉的铜币本位。可问题就在于，帮助“挣脱”的理应是金银，实际上却是纸币。最终，纸币神差鬼使般地成为不断“挽留”铜币的尴尬角色。其实，彭信威对此已有暗示，他认为，“中国的铜钱的性质，从它的购买力的变动一点上来看，是介乎金银币和不兑现的纸币之间的。”言下之意是，纸币一旦膨胀，人们则会退而求诸铜币。彭信威在论及南宋纸币与铜（铁）钱的关系时认为，“铜铁钱都是作为纸币的辅助货币，有时用来支持纸币的购买力。”因为后者本身毕竟具有实际价值。经济交易稍获发展机会，铜币则重陷“供不应求”困局，纸币又会粉墨登场。两种货币之间这种循环往复的“货币替代”总是不断地创造着铜币继续行用的理由与条件。(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