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金融演进之谜：王亚南与彭信威的解读(3)

　　
　　要深刻理解中国货币制度，梳理其形制演变自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洞察其内涵。既有的多数文献对前者多有留意甚至有些“沉迷”，对后者则敬而远之。个中缘由或许是，对于前者，只要花费些搜集功夫甚至记些“流水账”便可略有小成，而对于后者，则需要付诸更多的理性思考和实证分析。彭信威对货币制度的理解深邃而独到，他认为，货币形制只是货币制度的“躯壳”，流通情形尤其是购买力才是其“生命或灵魂”。正是基于此，他将货币制度研究的重心移向对货币购买力的考察，由此开辟了中国货币制度研究的崭新境界。既然“货币制度的善恶成败，既不在于钱形的美观与否，也不在于单位的大小轻重，而要看货币的购买力能否维持，使其不致搅扰人民的经济生活，”那么，清末以来单纯围绕货币单位以及形制而勉强推行的所谓货币制度改革，就只能是舍本求末，注定难见成效。这种看法显然与前述王亚南的观点殊途同归。
　　
　　四、货币理论长期停滞与财富贮藏偏好之谜
　　
　　循着由货币购买力牵系出来的逻辑，彭信威收获了两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发现，并据此尝试破解中国货币制度演进中的两大谜团：货币理论长期停滞与国民财富贮藏偏好。他首先察觉到，货币购买力变化敏感系数与中国早期货币理论的长期停滞不无瓜葛[l]p18。两三千年间，若按对货币购买力变化的敏感程度，中国的社会阶层可大致划分为三个层次：士大夫、商人和老百姓。由于“士大夫阶级基本生活的保障是土地，不是货币”，其对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最不敏感，因此对货币制度的成败难有切肤之痛。更何况士大夫们往往自命清高，“更须要表现出不关心货币的样子。”不幸的是，评判货币运行绩效的“话语权”又恰好长期掌握在他们手中。既无不平，何以鸣之？一言以蔽之，士大夫们之所以漠视货币，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货币问题“还不是一个中心问题。”商人阶层倒是“敢于公开地、没有顾虑地关心货币”，可问题是他们“不会著书立说”，抑或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当下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货币利益，根本无意于为那些布满条框规矩又绝少实际回报的货币理论劳神。相比之下，处在社会经济最底层的广大老百姓对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应属最为敏感，可他们倾全力于维持生计而唯恐不济，何谈对货币现象的理性思考？！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贮藏财富的传统，这恐怕是国内外涉及中国经济金融表现的文献所达成的最具代表性的共识之一。而且，这一共识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使得上述传统已然超越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史学家的理性思维而成为一种被人们司空见惯从而无须深究的平常景象。殊不知，在这种看似寻常的景象背后，却隐藏着深刻而凝重的经济制度逻辑。对此，彭信威的理论触角依然敏锐而精准，他认为，中国人的财富贮藏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民众长期积淀的通货紧缩心理。这种心理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中国人“所受通货贬值和通货膨胀的祸害多而且深”。通货紧缩心理一旦形成，人们就会在有意无意间尽力减少消费和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其实，从理论上讲，过分增加储蓄对经济有害无益，在中国历史上，就时常出现因物价过低而伤及农商的情形。历代史家之所以将物价低平作为衡量太平盛世的重要标志，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中国这种自给性很强的农业社会里，通货紧缩在表面上为害很小，生产方面虽难免要受影响，但人民至少可以享受低廉的物价。”当然，客观地说，引致中国财富贮藏或者高储蓄偏好的因素还有许多，通货紧缩心理只是其中之一。不过，在理论史上，针对上述偏好形成机理的历史理论探究，彭信威无疑是拓荒者。
　　
　　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国货币金融演进史中，贮藏之兴盛竟然与存款之衰微长期相伴。两三千年间，面对手中暂时闲置的钱财，人们为什么总是倾向于选择窖藏而舍弃存款呢？不用强调，这一问题直接牵涉中国货币制度的内生缺陷。前述的一些文献对此已有不同程度的阐释，彭信威则将相关讨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他发现，纵观中国古代金融史，“最不发达的是存款”，当时的“官僚富豪，对于自己的财产，不愿信托别人，而喜欢埋藏在墙壁间或地下，有时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不令知道。”据彭信威引述，在五代两宋时期，如购买未发掘过的房宅，除房价外，还要另出所谓“掘钱”。当时窖藏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财富为什么不能轻易示人？彭信威特别提示，“古时工商业不发达，由经营的途径发财的较少，发财多是由贪污贿赂而来。”以上讨论其实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财富获取方式决定人们的金融选择。
　　
　　窖藏与存款具有不同的信息显示水平，或者说它们的信用含量存在不小差异。窖藏的信息显示水平较低，由于只涉及货币所有者（委托人）或者极少数相关“知情人”，因此，通常情况下，上述当事人对信用几乎处于“零需求”状态。
　　
　　与窖藏不同，存款因牵涉另一种当事人（即代理人）而拥有较高的信息显示水平，相应的，它对信用的需求程度也必然较高。较高的信用需求同时意味着其成长所需的制度条件（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也较为苛刻，因为只有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方能提供稳定的“信用供给”，进而确保与存款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实际利益和预期回报。彭信威恰好由此角度切入寻找存款不发达的另外原因。
　　
　　五、银行制度“胎死腹中”之谜
　　
　　钱币兑换或者汇兑业曾被绝大多数权威文献（如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确认为内生货币制度成长路径中的一个必经阶梯。可未曾料想的是，在中国，那场以发明纸币而享誉世界的“外生货币革命”却过早地羁绊了钱币汇兑业进一步前行的步履。一场“货币革命”的短期成功竟然以另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金融革命的延滞为长期代价，这的确令人有些匪夷所思。彭信威显然对这一重要货币演进迹象的历史理论价值有充分估计，并倾向于确认：在这种迹象的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中国银行制度之所以“胎死腹中”的部分内情。出于谨慎，他选择了比较金融视角，并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欧洲的兑换业不论在古代希腊、古代罗马还是中世纪，“一直是很兴盛的”；中国的汇兑，直到唐代才产生。晚唐宋初以来，基于钱荒与交易发展双重原因，货币汇兑（时称“飞钱”或者“便换”）渐兴，大致由“国有”性质或者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经办。(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