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静态社会治理经验与现代启示(2)

原子化的个体存在。所谓原子化，是指民众只是孤立的个体，彼此没有关联度，缺乏互动、融合，无法形成稳固的结构，一句话，是没有组织、没有力量的存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在最基层往往依赖宗法制度、士绅体制。皇帝任命官员主要在县以上，县级单位在国家治理中举足轻重。县以下，皇帝基本不直接干预。因为原子化的个体，分散的小农生产无法实现有效的联合，只能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也有人将我国历史上的基层民间社会理解为自发秩序，秦晖将之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皆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认为是放大的家庭——宗族、家族在承担着基层治理、公共物品提供和社会秩序维护的角色。”[4]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形象地比喻了法国农民的原子化现状：“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一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用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5]原子化的个体是产生专制社会的优质土壤，直接管理的成本高昂，统治者无法承受，只能实行半自治化的间接治理。依赖县级政权和县以下的乡绅治理。
官僚系统（文官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中央政权的统领下，整个社会的运转基本依赖于官僚系统的效率与勤政。“中国自从秦始皇以来，建立了一套欧洲中世纪所没有的郡县制国家管理机制，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很强独立性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自己就是统治阶级，不需要依附于地主或者富商。它的清廉高效可以创造伟大的盛世，它的腐败堕落就毁灭一个帝国。”[6]官僚系统有较为明显的理论优势、道德优势和政治优势，能够在千军万马中走过科举考试的独木桥，成为政府官员，其难度之大不亚于中彩票。另外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没有条件学习文化，能够学习文化的一般家境相对殷实，同时还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勤奋、坚韧，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淘汰才能进入官僚系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的骨干力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官僚系统在道德上也以儒家的思想规范为标准，以“仁义礼智信”约束自己的言行。但这都是最通常的情况，在不同的政治生态下，官僚系统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很多时候官僚系统本身就成为一个最庞大、最顽固的利益集团，进入这个系统的官员要么被挟裹同化，要么被淘汰出局，没有第三条道路。但由于官僚集团掌握了国家的各级权力（除了最高权力），在国家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这种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一种办法是自下而上，这是最常见的，即由人民推翻政权，摧毁整个官僚系统，再造一个官僚系统。这是震荡剧烈、代价惨重的办法，会导致无数人头落地、社会分裂。另一种办法是自上而下，即最高统治者意识到了官僚系统变质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已严重影响到政权的安全，官僚系统就面临着清洗、改造，但这种调整往往是策略性的、暂时性的，有时候是一种帝王之术、驭下之策，最终皇帝还得依靠官僚系统治理国家。一旦皇帝对官僚系统失去信心，就可能转而依赖其他力量来牵制或彻底甩开官僚系统，宦官专权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一旦文官系统的操守和能力连宦官都不如，说明帝国的政治运转已经很难实现自我更新，皇帝只有另辟蹊径。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无论是自下而上的政权更替还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都很难在本质上改造官僚系统。权力具有扩张性，权力的联盟就像难以攻克的堡垒，横亘在皇权与民权之间。一旦皇权、官权、民权的平衡被打破，大动荡就难以避免。人民只要有有限的权利，皇帝只要能够控制国家的整体局势，官僚系统就能避免被改造甚至被摧毁的命运。
三、静态社会的治理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儒家思想主导的世俗社会，民众对皇帝的期许并不高，虽然在“天子”的光环下，皇权似乎深不可测，但由于历代农民战争和王朝更替其实已经打破了这种皇权的万世一系的合法性。民众对皇权并非迷信，只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较为安定的生存环境，避免受到残酷的难以忍受的压榨，避免战乱浩劫。从这个基点出发，国家治理的成败主要取决于财政的稳定、军事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共产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逐渐走向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法治化，这是由于治理的复杂程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对执政党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进入一个高频率、大规模、长时期、广空间的‘流动社会’，‘流动中国’已是事实并将是长期的趋势。‘郡县国家’的静态社会治理经验出现了严重不适应，国家治理体系自清末开始的长达百年调整与变革过程至今尚未完结。一言以蔽之，作为上层建筑的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与其对应的社会基础结构之间发生了深刻的不适应。这对关系才是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的最核心命题，而非简单的政府间的层级关系、部门关系等科层制内部的组织社会学问题，或者干部行为动机、行动策略等行为主义导向的研究问题。”[7]流动社会的国家治理仍然离不开财政、军事、社会的稳定，在中国的执政话语体系中，可以理解为是党心、军心、民心的团结一致，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幅度跃升，政治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得到普遍认同。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家治理成效顯著，也远远超出西方世界的想象。中国的工业水平、经济总量、科技发展、军事力量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中国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就创造了高速稳健发展的奇迹，创造了欣欣向荣的国家治理新面貌，成为世界强国，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可以大书特书的。这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成功。在改革开放前期，中国会派出大批的官员去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国家治理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升官僚体系应对全球化的能力。但是到了本世纪初，这种学习逐渐减少，反倒是经常有发达国家组团来中国学习。他们惊叹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样一个薄弱的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超大规模的中国社会保持了长期稳定，中国的经济发展尽管面临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和影响，但总体表现抢眼，内生动力强劲。特别是共产党人的精神状态高涨，干劲冲天，整个社会呈现出积极干事创业、敢于突破、蒸蒸日上的良好状态。尽管西方人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逐渐崛起，但也只能接受，因为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中国的发展。“中国逐渐走近世界经济舞台中央、国际政治舞台前沿以及全球安全领域的敏感地带。”[8]在中国五千年文明长河中，共产党执政的这一段应该是最好的时期。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历经曲折痛苦，终于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洗雪了百年耻辱，实现了国家治理的重大成功。现在每年还有大量的中国学者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邀请去宣讲共产党的成就，特别是历届中央全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基本精神。他们想通过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来揣摩和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包括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理念特别是国家治理理念。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