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狄更斯学术史研究(3)

　　也有学者对狄更斯笔下人物进行整体研究。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将狄更斯笔下人物作为一个整体，分析他们的特点、作者塑造人物的手法等。另一种情况是对狄更斯笔下人物系列进行研究，这主要集中在儿童形象和女性形象两个方面。在整体研究方面，李宇容从福斯特的圆形与扁形人物理论出发，认为神话象征手法及其神话的时空观，以及18 世纪流浪汉小说故事性与平民化的特征对狄更斯的人物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与他的创作偏好如市民世界的象征性和细节化的漫画手法等相结合，形成了其特有的同时有着缺憾的扁形人物塑造方法。{24}女性主义近几十年在国内成为一门显学，许多研究者特别是女性研究者喜欢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分析狄更斯某一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或者对狄更斯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作整体的探讨。王育芳分析了狄更斯《董贝父子》中伊迪丝这一形象，认为在对这位离经叛道的女性的描写中，狄更斯“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脉搏，对女性特定的失语缺席的历史进行了辩护和书写，对她们为争取主体尊严对男权世界所进行的颠覆与反抗作了富于人性的展现”{25}。延辉认为狄更斯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喜欢夸张，将她们变成天使或魔鬼的化身，由此形成一种童话模式，他的女性人物塑造的优势与不足都可以从此找到原因。{26}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可取性。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狄更斯人物的整体研究质量还有待提高。
　　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部分研究者开始运用计算机技术研究狄更斯及其作品。郑文韬，郑飞通过使用语料库检索软件，对狄更斯的《远大前程》进行分析。文章指出，根据语料库检索软件提供的可靠数据显示，“马格维奇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卫道士，他坚决拥护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对他而言，自我救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符合社会对男性，尤其是对上流社会‘绅士’的期待。因此，马格维奇在获得财富的同时也踏上了自我觉醒的征途，并最终完成了自我救赎与服从社会规则的双重使命”{27}。将计算机科学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郑文韬，郑飞的文章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比较研究类论文这一时期达到70多篇。这一时期的比较有两个重点。就国内作家而言，主要还是老舍与狄更斯之间的比较。葛桂录认为，“中国现代作家中，惟有老舍多方面受惠于与他在经历、禀性、才情上十分相似的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他的多部作品在小说题材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创作的主导意图、幽默风趣的审美取向诸方面受到了狄更斯的显著影响。”{28}杨婷凤比较了老舍与狄更斯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思想。认为“后者充满了善与恶握手言欢的乐观场面，而前者往往弥漫着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识，幽默的外表下深藏着作家复杂而忧郁的感情，鲜有大团圆式的虚假场面。”{29}田建平以一组系列论文从跨文化文学接受的角度对狄更斯的伦敦描写对老舍描写北京的影响、狄更斯对老舍人物形象的塑造、狄更斯的幽默风格对老舍的小说风格、狄更斯的小说的结构方式对老舍的小说结构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30}除老舍外，国内作家张天翼、茅盾、林纾等与狄更斯的关系也受到研究者们的注意。
　　如果说国内作家与狄更斯关系侧重的是影响研究的话，那么国外作家与狄更斯关系侧重的则是平行研究。其中，福克纳笔下的爱米莉（《献给爱米莉的一朵玫瑰》）与狄更斯笔下的郝薇香（《远大前程》）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两个女人性格的怪异与命运的相似使她们成为合适的比较对象。王孟夏认为，两人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两人的“悲剧性结局并非是因为她们自己的性格天生古怪或精神异常，她们不过是那个男权占统治地位时代的牺牲品。”{31}胡英、刘波认为，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在叙事视角、叙述声音、变态人物、变态情节和叙述技巧等方面都对狄更斯的《远大前程》有所模仿；但福克纳所赋予作品的特殊南方地域色彩又使其拥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文章采用定性定量的方法对两部作品的叙事进行了分析。{32}此外、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与菲茨杰拉尔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由于都写了主人公理想的破灭，也成为研究者们喜爱的比较对象。
　　除了人物比较之外，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还对狄更斯与其他作家作品的其他方面进行了比较，其中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篇是赵炎秋的《狄更斯与晚清中国四外交官笔下的英国监狱》（《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文章认为，在自己的小说中，狄更斯对19世纪英国监狱做了深入的表现，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和宋育仁等晚清4外交官也在自己的日记或笔记中，对英国监狱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但狄更斯笔下的英国监狱的形象是否定的，作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而4外交官笔下的英国监狱的形象则是肯定的，作者对其持赞赏的态度。这里不仅有双方主观方面的原因，更有民族与文化方面的原因。龚静的文章认为，《远大前程》在结构上对《简·爱》有所袭用，但对《简·爱》掀起的女性中心叙事潮流和女性气质塑造又有较强的反冲。“《远大前程》在许多情节上对《简·爱》的借鉴并非简单模仿和挪用，反倒体现了一个男性作家对《简·爱》女性叙述权威的压制和解构以及对敢说敢做、咄咄逼人的女性气质塑造的反拨，倡导一种以男性为中心、奉男性为权威的更为善解人意的女性气质。”文章“结合德里达有关动物的伦理学观点分析狄更斯建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男性气质的策略。”{33}两篇文章通过比较，对狄更斯创作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具有较强的启发性。

        翻译传播研究和学术史研究是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论文出现的新类型。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始于1907年，至今他的主要作品均已译成中文，相关译本几百种，对其作品的翻译、传播进行研究水到渠成。这一时期狄更斯翻译研究主要依据《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奥列弗·退斯特》和《双城记》等作品的译本进行，研究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对狄更斯作品翻译的研究探讨相关的翻译理论；二是对译者所处时代与译本关系的探讨；三是对狄更斯及其作品在国内译介与传播的研究；四是对译本本身进行探讨。如赵炎秋通过对林译小说的研究提出，林纾小说翻译方法的实质与特点是“中化”。从语言层面来看，林纾的“中化”翻译可以用省文、增文与变文三种方式来概括。从文化层面看，林纾的“中化”翻译遵循着叙事为主、重视叙述的逻辑与严密性、强调意思的清晰和显豁以及考虑中国文化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等准则。“中化”的翻译方法既是林纾的翻译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其翻译的不足的主要成因。{34}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