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南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造(2)

^[11]若地方官员怠忽不加劝导，或勒逼过严者，着学臣稽查奏报。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在河南任职的官员都十分注意这项工作，并且付诸行动。俞森提出：“户无分上下，一家种枣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多种及广栽杂树者旌之，不如令者，罚无赦。”^[12]河南巡抚田文镜、尹会一等也都制定-规章和办法，“饬地方官责成乡地老农，多方劝谕，自桑柘榆柳，以至枣梨桃杏之属，遇有闲隙之地不可种谷者，各就土性所宜，随处栽植，加意培养”，^[13]以推进植树造林的发展。如乾隆二年（1737年）调任河南巡抚的尹会一提出：水利失修，“旱涝无备，全赖天时”，农田粪少，耕作不细，盐碱沙地多，而且大半荒废是当时河南经济存在的其中的三个问题。因而他要求各地居民要根据当地不同情况，选择树种，种水田，植五谷;号召农民在田边、村头、屋角、沟边多种树木，规定凡能在一年内劝民种桑500株，梨、枣、杂树1 000棵者，给予奖励。这些措施施行的结果，使河南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全省种树成活近200万株。^[14]鉴于黄河大堤土质疏松多沙，易被冲刷而决口泛滥，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河南巡抚李世杰奏疏：本省引河新筑南堤应该及时种柳，以资保护。沿堤岸每间5尺种一株，共163000余株。同年10月，清廷命令于黄河沿堤植柳，并严禁在近堤段取土以保护大堤和柳树。
晚清时期，因社会动荡、灾害频发，各地树木被毁甚多，以致饥荒连年不断。一些朝廷官员分析了这种形势，提出了发展林业的建议。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御史华辉上奏折指出：“……民力有所不足，必须官为补助者，可分为二大端：一曰广种植，一曰兴水利。……自兵焚以来，各省树木芟伐殆尽，地之腴者忽瘠，民之富者忽贫。盖果品材木足以供生人食用者，其利视五谷为尤丰。所谓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也。乃上下因循，不知栽培爱护，往往山童壤赤，一望荒凉，小民亦菜色流离，无复承平景象。则官吏之玩视民虞也亦己久矣。夫种植之大利，……其在北方者二：曰蒲萄，曰棉花。……此四事者，办有成效，立可行销外洋，自收利权… …天下无论何土，必有相宜之处;无论何树，必有可收之利。此则南北各省皆有之，皆宜之。”为此他建议定一劝民种植之法：“民间有能于旧有树木外种树至五万株十万株以上者，官为酌给奖赏以示鼓励。”并请定一戕害树木之禁，“有无故戕害树木一株者，贫民罚种两株，富民罚种钱千文以充公用。”^[15]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重臣张之洞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说：“查各省高山，无论多土多石，皆能种树，真系不毛者甚少，故欧美各国从无无树之童山。而考课林木之实在有效与否，尤为显易。此事宜责成州县，由总局委员依限往查，其山上有无树木，一览而知，不能掩饰。如此则山地之利开矣。”^[16]上述分析和建议虽然并不是专门针对河南的，但同样适用于河南造林事业的发展。
鉴于河南林木破坏严重、诸山皆童的问题，河南地方官员努力倡导因地制宜、植树造林。但是造林面积，因缺乏记载，今天已很难得出全面而又具体的数字，我们只能从一些方志的零散记载中了解到一点情况。光绪三十年（1904年）河南省抚院命各州各县种树，宝丰县栽树2万株，中牟县植树3.3万株。商水、中牟、正阳、武陟等县成立农林会、树艺公司，由群众集资造林。是年，正阳县始有官办苗圃，育桑、椿苗木供乡民种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阳县官筹经费，令地方士绅办理育苗种树;滑县北滹沱、北关、刘庄等8村，为加强对风沙环境的治理，自动建立治沙会，号召民众植树造林，制定护林防沙协约，铭石以昭后世。清代豫北沙区也曾有民间组织集资借债造林育林。从这些情形看，晚清时期河南造林仍然是以官方督促，民间集资自发造林为主，而且由于政治腐败、经费无着，造林事业的发展十分薄弱。
从造林的方式看，河南省平原区一般实行农林间作的方式造林，据杨海蛟研究，清道光三年（1823年）归德府宁陵县后赵村开始实行白蜡条与农间作，株距0.6m，行距7-15m ，以后栽植面积逐渐扩大。此外荥阳、博爱的农柿间作，偃师、巩县的箭杆杨与农间作，兰阳、仪封、考城、柘城的农桐、杞柳间作，开封的农柳、柽柳、杞柳间作，都具有较长的历史。从造林的目的看，在豫东、豫北沙区，人们主要营造农田防护林。农民用以抗御风沙对农田的危害。清末宣统年间（1910年）把可供垦种的沙荒地划分为轻沙、平沙、重沙3等，各州县垦种面积多的2600多hm²，少的也有130-200hm²。农民在耕地周围栽植柳、小叶杨、白腊、杞柳等各种树木，既可防沙护田， 又能取得用材。但由于这种护田林植树多为单行，网格面积不足1-2hm²，规模较小，防护效益和经济效益较低。^[17]

　　在保护树林方面，河南官方、民间均制订了一些措施。雍正年间，巡抚田文镜为保护林木，在基层择立保约一名，专司巡察。“如有仍恃强剪伐及乘间窃取者，即行报官，按法重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省布政使布告规定“樵采者不得损伤树身，践踏者即予罚令赔补。”这里将保护林木的职能纳入基层行政管理系统，运用官方力量来保护林木。晚清时期，河南民间还以刻碑立约的方式来自发护林。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阳武县赵、刘等5个杏兰村自发集资造林，立碑载有罚规“扳校罚钱一千，镰杀斧砍罚钱三千。”咸丰元年，温县高亢村民相约刻石立碑，提出沁河堤上“所长树木草薪，根深可保无虞，公议禁断，不许损树刹草，不服，禀官究治”。^[18]咸丰五年（1855年），巩县核桃园乡五指岭公议断坡碑，刻有“草木之植皆缘人为盛衰，养其根则实遂，伤其本则枝亡，公议立一罚规，以勒贞石，使后之人，不敢私意妄取”^[19]的文字。同治年间，位于黄河故道的延津县石婆堌一带，经常遭受风沙危害，群众曾组织断沙会、柳会，造林后封禁起来，以利林草生长固定流沙，又能培育用材。

        清代，豫北沙区盛行植柳用以防风固沙。但因营造防风固沙林多为民间自发组织， 或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防护能力很薄弱，加以政府不重视，常常时造时毁，流沙始终没有得到控制。延津县小卫村保存一块“森林会碑”记述了这种深刻教训。同治九年（1870年），该村民曾自发组织“森林会”造林护林，农林均有收益。后来人心涣散，会散林毁，风沙较前更甚，全村糊口无资者十有八九。所以不得不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复订会章，重新开始造林。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