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真相比说真话更重要(3)

　　记者：前面您说的“发掘真相、注重细节和存在方式”，重点阐述了研究方法；那么，相应的表述方法、编著方法要注意什么呢？
　　陈：编著方法可以概括为九个字：“摆事实、查真相、讲道理。”
　　这里着重讨论一个原则问题，就是“叙述历史、探讨历史、总结历史”的基本方法问题。
　　我国学术界从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极左思潮笼罩和控制下，片面地强调了观点、理论对于史料的作用，推行了一套“以论带史”的治史方法。所谓“以论带史”，从字面上看来是“先讲观点（理论）、后讲史实”，结果是“论多史少”，甚至“有论无史”，把“带”字改成“代”字，成为“以论代史”即以观点理论、经典教条代替了具体的实际历史研究。这种不良学风，离开可靠的丰富的历史资料，空谈所谓“观点”的大道理，就谈不上研究真正的历史。当时翦伯赞先生批评这种学风是“愈空洞愈好，愈枯燥愈好”。范文澜先生也批评这种学风是“放空炮”，进一步发展为“假大空”、概念化、教条化、公式化的废话、空话甚至假话连篇。不仅他们自己以“假大空”为准则、为荣耀，还蛮横地不准许别人说真话，动辄进行“革命大批判”，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就是这些极左势力的代表。十年浩劫期间，这种“以论带史”和“大批判”的不良学风，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学术领域。
　　为了纠正放空炮、轻视史料的浮躁学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吴晗等学者提出了另一种治史主张，叫做“论从史出”。意思说：历史观点应该出自历史资料，只有分析了详尽的史料，才能总结出正确的观点。但当时就有许多人反对并批判“论从史出”的主张，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史料都是有阶级烙印的：“地主阶级遗留下来的史料，只能反映地主阶级的观点；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史料，也只能反映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坚持：从史料归结出来的观点，必须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作为驾驭的力量；而“论从史出”的提法反映不出统一的指导思想。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还是赞成“论从史出”的提法，认为从实践的观点出发、“论从史出”的提法是科学的，只有对史料进行分析和排比，才能概括出历史观点来。
　　记者：您对于“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怎么看？
　　陈：我通过长期的研究过程，认为“以论带史”导致清谈空论、假大空套，不可取；而“论从史出”方法基本上是可行的，但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入。特别提出如下补充：
　　（1）研究者必须尽可能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叙述真话”，首先照原样记录原始的第一手史料，不得已时才用转述的史料。然而仅仅罗列史料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认真鉴别、整理。
　　（2）许多史料，虽然在表面上也是“真话”，然而不一定真正反映了历史真实。真话不一定就是真相。有些回忆录、访问记，可能包含着误会、差错、遗漏甚至自相矛盾的说法，研究者必须多方核实、仔细考证，去伪存真。这就是“辨明真相”。
　　（3）认清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后，方才可以从中寻求、分析、综合、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经过逻辑思维以“寻求真理”。有多少事实根据，说出多少道理。
　　具体说来就是：“叙述真话：记录核实原始的第一手史料，要求全面性；辨明真相：考证并搞清楚史料的真正情况，要求严密性；寻求真理：从现象到本质，探求、分析、综合、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要求深刻性。”这可以称为“求真三段式”。
　　我认为，这种“叙述真话、辨明真相、寻求真理”的求真方法，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方法更为科学、更为切合实际、更为现代化。
　　
　　学术专题：百年来货币的购买力
　　
　　记者：我们要阅读您的《文化人与钱》三部曲：《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水深火热中的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与人民币》，其中有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形象地说，您用什么红线穿起这一长串细节 —— 珠子的项链来？陈：有的。这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不同时期货币的购买力。
　　整个20世纪，我国先后通行过三种主要货币——银圆（1935年11月以前）、法币（1935年11月-1948年8月）、人民币（1949年以后）。百多年来，我国货币的购买力一直在变化，到现在仍然不断波动。
　　只有比较不同时期的货币购买力，才可能对于当时生活状况有一个具体贴切的了解。
　　记者：对了，读您的书，就会看到不同时期许多钱款的数目，例如说民国初年鲁迅每月在教育部的薪水是300银圆，购买北京八道湾大宅门四合院的房款为4000银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月薪为600银圆，而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月工资是8银圆，一席“谭家菜”的饭费为10银圆，1928年丁玲在上海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得到稿费是80银圆，上海亭子间的月租金为20银圆，北大清华的学费为每年10银圆；又譬如1938年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月薪是法币300-400元，1940年陈独秀在四川江津一次记载的生活费为法币1000元；1952年一本书的版税可达老人民币200万元，一般工人月工资为老人民币40-50万元，1956年大学毕业生月工资为新人民币62元，一座四合院的房价大约几千到一万元；1970年“文革”期间北京的基本生活费为每人每月7-15元，1986年每斤大米3角钱，每斤猪肉1元5角钱，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读者们一定会问：这些钱款，究竟折合如今多少钱呢？不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就无法理解百年来民众生活的真实历史。
　　陈：是的。我有几部相应的著述：《百年生活巨变》《历史的见证——人民币与票证的历史》《从饥寒交迫到丰衣足食》《何以为生》等，专门论述整个20世纪不同时期货币的购买力、物价和生活费水平。
　　记者：在《文化人与钱》1999年初版里面，是把物价、生活费用折算成1995年或1997年的人民币数目；到后来几次修订再版，又按照出版时间，分别折算成2002年、2006年或2009年的人民币数目，不断变动。为什么这样做？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