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城市化研究举要

       Abstract：Since 1980， each developed country have transformed into neo-liberalism which emphasizes on market forces and excludes social function of country. Under the effect of neo-liberalism，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each developed country further expanded and even worsened. The USA， Canada and west European countries successively appeared the problem of “inner city”， and Tokyo in Japan also appeared similar situation. Such situation impede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ety. China’s urbanization should learn from relevant experience and lesson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all aspects of urban society.
　　Key words：developed country；urbanization；social differentiation；neo-liberalism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1-83（6）
　　1 导论
　　众所周知，欧美发达国家处于当今世界经济顶端，其社会经济发展已被很多人认为是其它国家发展的样板和模范。各个发达国家也是在世界上率先实现城市化的。在本文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内，各个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经完成，其城市生活的变迁更多地表现在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方面。在这个方面，就本文讨论的这个时期内，对各个发达国家影响最大的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①。从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开始，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陆续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下，各个发达国家的社会分化进一步扩大。因此，对于发达国家城市社会状况的研究，本文将集中综述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西方各国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方面的研究。
　　2 美国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城市化率非常之高。美国的城市化也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城市化的样板和典范。一般认为，美国的社会分化相当严重，这充分体现在美国的“内城” （inner-city）上。随着富人和上层中产阶级逐渐迁往市郊，以及“白人们离开市中心迁往市郊，他们在市郊找到了建立新的、有效的边界的办法”（Katz，2008：190），相应地形成了一个主要由贫困人口，特别是黑人和拉美裔人口等少数族群居住的“内城”。这种状况并没有由于美国的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虽然非洲裔美国人的贫困率下降了，城市内的贫困却更集中了” （Katz，2008：188）。“内城”在经济上处于孤立地位，“与都市区在经济上相分离，并几乎没有从1990年代的总体经济增长中获得任何好处”（Blair and Carroll，2007：274），他们“参与主流经济活动时面临着实质性的障碍” （Blair and Carroll，2007：274）。这种状况更接近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等国的类似区域，而不是美国的其它地区。实际上，居住在这些“内城”中的美国少数族群，例如墨西哥裔美国人受到的警察迫害，“正当化了的镇压”（Duran，2009），以及媒体对该地区居民的选择性、偏向性报道，“懒得提及并不是该地区（美国辛辛那提市的一个贫民窟，引者注）内的每个人都是黑帮分子或毒贩”（Waymer，2009：181）。总的来说，也就是内城居民享受到的各种“待遇”，都与下面将要讲到的巴西贫民窟居民遭受的歧视如出一辙。除此之外，内城居民在教育（Reay，2004）上也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美国政府方面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例如，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在1994年到1998年间就进行过一个名为“向机会移动”（Moving to the Opportunity， MTO，Wilson，2010：206）的试验，通过向居住在公共住宅中的贫困者提供住宅券，使他们能够承担私人住宅的租金，从而不再被隔离于“内城”中（Wilson，2010：207）。但是，这个项目失败了，“许多受MTO项目资助的人所移居的地方与他们离开的地方没有显著差别”（Wilson，2010：208）。从这一点来看，高度的城市社会分化和贫困问题并不是哪个国家特有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比经济上的贫困乃至社会排斥更可怕的是，由于美国长期以来的个人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贫困被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由于个人原因导致的（Wilson，2010：205）。换言之，美国政府，以及内城居民自身，即使有通过政府干预改善内城居民处境的意愿，但还是缺乏必要的支持和正当性依据，这显然是改善内城居民境况的根本性障碍。事实上，美国历史上从未以福利发达著称，而过去建筑的少量公共住宅，近年来在“城市重建”的借口下又被大量拆除，这种做法“对非洲裔美国人有大得不相称的冲击”（Goetz，2010：1600），简言之，“以种族为基础的拆迁是显著的特征” （Goetz，2010：1600）。这样显然使得城市贫困和社会分化不断恶化。“城市的学校总体上说持续衰败，警察仍然有问题，长期无业的状况上升了，内城依然萧条”（Katz，2008：188）。与内城形成对照的是白人和富人居住的美国的“市中心”（downtown），在此期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Birch，2009）。显而易见，原先就存在的社会分化大大恶化了。

      和其它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一样，美国的城市化也是一个充满冲突和矛盾的过程。除了上述转化为犯罪的冲突之外， 20世纪60和70年代，在美国高速公路网建设过程中，发生过群众抗议事件，直到美国运输部对政策进行了调整之后才使得抗议活动得以平息（Mohl，2004）。不过，美国城市虽然存在着上述排斥、隔离、贫困集中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导致如2005年10月巴黎骚乱那样的严重事件。不过，这并不是说美国城市不存在暴力。而且，这也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采取了多么得力的措施，而是因为“愤怒和挫折转而向内，转化为街头黑帮混战，杀人，街头飞车随机杀人（drive-by shooting）”（Katz，2008：186）。换言之，美国城市的种种问题被“非政治化”了。美国社会占据主宰地位的意识形态，将贫困，以及由贫困而产生的种种问题视为个人问题。比如1960年代美国约翰逊执政时期设立全国城市病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②，并且获得通过政府的相应社会政策进行处理的机会（Katz，2008：186）。这些问题就转化成了“犯罪率”这样的“技术性”问题。或者说，在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下，不仅一般的社会碎片化、原子化了，而且社会反抗也碎片化、原子化了。不言而喻，在这种状况下，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的强硬政策，比如“清理贫民窟和其它在合乎法律的社会清洗措施”（Katz，2008：191），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措施。正如下面将要提到的，这种政策也被拉丁美洲国家大量采用。不过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拉丁美洲，这样的做法显然都无助于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而只能形成恶性循环。除了这些“硬”手段之外，美国政府还采取了其它“软”措施，例如“选择性融合，假改革，间接统治，消费，镇压和监管”（Katz，2008：192）。例如，“从1960年代起，更好的教育、工作、收入和住房已经向非洲裔美国人和及其他少数族群中一个数量可观的部分开放”（Katz，2008：192）。特别是，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新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比较高，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也更为认同，更希望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内表达诉求（Katz，2008：202-203）。但是这些手段并不值得效仿，也未必能够被其它国家所效仿。此外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9月11日对纽约的恐怖袭击，不仅对美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影响，也对美国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它使美国各个城市更加关注国土安全问题，并且发展出了城市间的合作网络以应对这种危机，但是这个努力并不很成功，因为这种“给横跨该国的城市产生了新的负担，挫败以及怨恨” （Eisinger，2004：119）。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