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城市化研究举要(2)

　　3 西欧和北美其它地区的城市化
　　“内城”不仅在美国存在，而且在加拿大和西欧等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例如，德国多特蒙德的诺德施塔特（Nordstadt），英国伯明翰的厄伦岩石（Alum Rock）地区（Karner and Parker，2008），加拿大温哥华的耶鲁镇（Yaletown）和胜利广场（Victory Square）。这些地区与美国的内城在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有高度的相似性。
　　首先，与美国的内城一样，这些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少数族群和其它底层民众。
　　其次，与美国的内城相同，这些地区在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所谓的“新经济”中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相反，在欧美的城市重建过程中，这些地区都首当其冲地成为拆迁的目标。比如上述温哥华的两个“内城”中，由于耶鲁镇旁边的温哥华市中心进行的建设项目导致了“租金上涨，赶走了艺术家”（Barnes and Hutton，2009：1259），而1990年代末期的“新经济”，更加使得“耶鲁镇的房产价格又一次大幅度上升，与CBD的价格扯平（甚至或许超过）”（Barnes and Hutton，2009：1260）。显而易见，对于居住于这个地区内的社会边缘群体而言，这样的变化不可能是有利的。早在1980年代，该地区的发展就“使得租金上升，并挤走了低收入的居民”（Barnes and Hutton，2009：1261），之后的“新经济”更是“实际上赶走了除了表现最好的公司之外的所有公司，以及那些公司的工人”（Barnes and Hutton，2009：1261）。
　　再次，与美国内城相同，欧美其它国家的内城与当地的“主流”社会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隔离。例如在上文提及的德国多特蒙德诺德施塔特，由于德国法律对移民的系统性歧视（May，2004：2165-2166），移民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种经济和社会上的不利地位，使得移民和当地居民之间产生了“既有地位者——外来者”的结构（established-outsider，May，2004）。在这种结构中，拥有大量从事体力劳动的外国移民的诺德施塔特被赋予了“肮脏的、工人阶级的、移民邻居”（May，2004：2168）这样一种负面的形象。此外，诺德施塔特的居民也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了排斥（May，2004：2169）。不仅诺德施塔特受到了外部的歧视，在诺德施塔特内部，德国本土居民也在歧视移民（May，2004：2170），只是由于该地区人口构成的变化，这种歧视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当然，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即使是传统上被认为意识形态和美国比较接近的英国，由于历史上反资本主义，或者说反自由主义的力量比较强，包括“合作主义”（Corporatism）在内的强调社会和谐与社会整合的观念相对比较强。例如欧洲国家的教会组织对城市贫民还是提供了一些帮助的，城市贫民的权利意识和通过政治途径争取改善自身生活，以及集体行动的意识和能力也比较强。例如在上文提到的德国诺德施塔特，居住在当地的德国老工人就试图“诉诸某种工人阶级浪漫主义，并培养出一种终身生活在诺德施塔特的自豪感”（May，2004：2170），诺德施塔特的移民也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团结（May，2004：2173），以此来抵抗“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排斥。这无疑增加了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因此认为欧洲和加拿大等地的模式不如美国，只能说是同样的发展模式在拥有不同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反应而已。毕竟不可能整个世界都完全像美国那样被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主宰，这种主宰也不值得追求。
　　4 日本的城市化
　　日本的城市化是明治维新以后开始的，并且在二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得到了快速推进。日本城市化的典型案例，是日本的首都东京。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也是全世界知名的大城市。众所周知，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个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经济停滞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政府作出了包括城市政策在内的诸多政策调整。1999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设立的“‘21世纪日本目标’委员会”，指出了进行结构改革的紧迫性（Saito，Thornley，2003：674）。这种结构改革的目的，正如2000年由当时的新任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布的《2000年东京都城市白皮书》（Saito，Thornley，2003：676）所表达的，特别强调增强东京市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竞争力。因此，这个时期的东京市规划强调的是，“通过多种发展，美化市容，从而提高市中心地带的环境质量，以此加强城市的吸引力” （Saito，Thornley，2003：680）。这种调整和结构改革的总方向是，日本中央政府和东京都政府逐步减少直接干预，“现在主要起拉拉队长的作用，对于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发布指导性意见”（Waley，2007：1485），而“将舞台中央留给商业公司”（Waley，2007：1466）。与此同时，城市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将城市视为创造收入的来源，为吸引投资而竞争，而不是一个进行财富再分配的场所”（Waley，2007：1468）。也就是说，和同时期的世界其它国家一样，日本也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在产业方面，东京日益成为日本的技术创新中心，夕阳产业则移往其它城市，例如“日本关东平原以及东京湾沿岸地区” （Waley，2007：1471），乃至海外。制造业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在东京，制造业意味着所有的研发功能的执行”（Fujita：2003：257），也就是说，不再是单纯的生产活动。此外，为了应付日本的老龄化，东京市政府“要求城市功能进一步集中于东京市的中心”（ Fujita：2003：269），并做了具体规划。
　　不过，在这些变化过程中，有一个是始终不变的，即东京的“世界性城市”（world city）称号，这个称号甚至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工具，“用于为东京的快速城市变迁，以及这些变迁的有害后果提供正当性”（Saito，Thornley，2003：680）。东京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摩天大厦就是最好的例子。石原担任东京都知事期间，以及小泉执政期间，还特别制定了相关法律，以“促进私营部门参与城市发展” （Waley，2007：1475）。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东京的城市发展项目几乎全部集中在东京的核心地区（Waley，2007：1479），完全由私营企业承担的东京六本木新城（Roppongi Hills）项目就是例子之一（Waley，2007：1479）。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发展路线，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加剧。例如，日本的无家可归者数量自从80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快速增加（Hasegawa，2005）。虽然这些项目中也包括住宅，但是这些住宅“不可避免地是昂贵的”（Waley，2007：1483）。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印度的例子，这样的项目很容易排挤城市贫民，形成贫民窟。事实上，这些项目，已经“与其它城市地区隔离开来” （Waley，2007：1483）。毫不奇怪，这样的发展路线必然使得社会矛盾和潜在的社会冲突增加，“在上述城市发展项目周边及其内部的地区，有时成了发展商与地方政府、地方社区之间斗争的场所，而那些试图阻止四处泛滥的开发项目者，总是在逐渐败退，有时是溃败” （Waley，2007：1483）。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