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实践原则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1-0047-07
[收稿日期]2014-10-20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研究”（L12ADJ002） 。
[作者简介]刘润（1970-），女，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经济社会学；魏国力（1972-），女，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伦理学。一、问题的提出
30多年前，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决策不仅在实践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在理论界更是引发了持续的大规模姓“资”姓“社”的争论，直到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阐发，姓“资”姓“社”的讨论才宣告结束，一心一意谋发展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基调。此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资源配置转轨过程中，资本力量越来越凸显出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与此同时，指导中国经济决策的理论也随之转向，以分析市场效率见长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悄然取代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主要的决策参考。尽管理论界也还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辩，但从实践看，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对“经济人”的激励机制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不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应当用西方主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全面指导中国的政府决策。
但实践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它还引发了由资本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包括“资本”对“劳动”的过度占有、社会阶层出现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由经济上的不平等带来的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对公共权力领域的侵入等，影响了社会公平和权力公正。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明显增强；另一方面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发生着重大变化，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倾向日益显现，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官员腐败事件、见死不救等诚信和道德缺失现象，也不能不说是惟“资本”论的结果。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在于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即“承认稀缺性的现实存在，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以便最有效地利用资源”[1] （P2）。但仅从效率出发研究财富生产的经济学理论，在现代化的大生产和企业组织条件下不可避免地把劳动者当做生产要素，与资金、技术同等看待，而不考虑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体的生存状态和利益诉求，更不会考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按照其理论，对于劳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等矛盾，政府不应当干预而应任由市场调节，平等问题只有当经济发展达到“刘易斯拐点”（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时才能解决。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总结的那样，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应用，经济学“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2]（P10-11）。
面对由资本强势所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提供有效答案，而这些矛盾和问题尽管程度不同又恰恰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理由。因此，有人对当前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再次提出了质疑。那么，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资本”？如何对待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各级政府在招商引资和处理劳动关系中所遵循的原则和依据是什么？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道写入党章，澄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关于“资本”理论的模糊认识，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实践原则，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必然要求。
二、需要从市场经济规律出发尊重“资本”贡献
充分利用资本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中国在经济落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选择。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3] （P251）关于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在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生产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 （P373） “市场经济手段”论破除了人们关于“计划=社会主义”“市场=资本主义”的固有观念，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无论被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还是被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在运行规则上均带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
改革之初，为了弥补国内资金匮乏的局面，我国曾给予海外资本一系列优惠条件，对国内的非公经济发展也多次制定了鼓励措施。党的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七大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分配制度。分配中市场原则的确立，激发了资本前所未有的活力，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近年来，非公经济资本增长速度很快，这是资本的市场回报率高的表现。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其中各经济主体的投资贡献比例近10年基本上保持在50%左右；2009年政府为了应对因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海外需求的下降，加大了公共投资力度，当年资本形成的贡献率超过90%。可以说，资本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耀眼明星。

         中国经济的增长离不开资本的贡献，这是我们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经验的结果。对于资本在市场机制下所产生的效率，马克思也予以承认。马克思指出，正是资本的出现打开了人类真正的财富源泉，它能够把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集结起来，组织社会化的生产过程，从而成功地把个人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片整片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P36）。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