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实践原则(3)

           　而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并不是从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出发，无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对资本残酷剥削的放任还是经济危机期间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均是出于对经济效率影响的功利目的。其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政策也存在着明显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一方面对国内的垄断资本进行管制，另一方面其跨国资本在全球性的扩张过程中从不考虑落后国家的利益需要，依靠其资本和技术优势享有垄断权和定价权，实现对落后国家原材料、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掠夺。在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自由的结果只能是弱者依附于强者，落后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的利益需要。而垄断资本的国内和国际双重标准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也正因为如此，当年饱受资本主义殖民性掠夺的国家在获得独立后，没有选择资本主义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今天美国推行的所谓自由价值观对落后国家毫无吸引力的原因。 

　　党的十八大再一次强调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综合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概括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一贯执政立场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追求物质财富创造的同时充分考虑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既吸收了人类价值观的合理因素，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又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要求在发挥资本经济功能的同时为资本设置公共边界，防止资本权力的泛化，避免由经济上的不平等带来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和对公共领域的侵入。
四、创新社会管理，赢得资本实践的社会主义比较优势，是增强道路自信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目前，部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探讨资本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过程中囿于经典作家关于市场与私有制相结合这一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最终会使政府被资本收买，陷入了市场宿命论。而一些地方政府惟GDP论而不注重改善民生，在处理劳动关系矛盾时偏向资本一方，甚至把公共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也说明了市场逻辑存在着入侵社会公共领域的政治风险。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应当实施的十条措施，从实践上看并不完全适合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但也恰恰是经典作家提出的对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政策建议，说明了经典作家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认识的另一个方面，即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事实上，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均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政策抉择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力。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需要与实践相结合，脱离实践的自信是盲目的、缺乏说服力的。正如我们不能因为计划经济失效而否认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立场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资本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否认其进步作用，因噎废食。如何在实践中让人们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发挥资本的“好”、限制资本的“坏”，使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与促进人、社会和生态的均衡发展方面并行不悖，这是能否增强社会主义凝聚力、影响力和道路自信的关键。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经验表明，在信息开放的年代，利润与诚信、人本观念、社会责任等管理文化的关联度越来越高。“血汗工厂”、威胁公共安全、造假等企业一旦被曝光，会立刻遭到人们的抵制，失去生存空间，良好的管理文化越来越成为企业的无形资本。因此，公平正义、平等和谐与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与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并不必然产生冲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还不成熟，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尚不健全，企业规模、组织形式和企业家素质良莠不齐，很多企业只追求短期利益，缺乏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因此，与市场经济对资本的激励机制不同，践行社会主义的资本原则不能依靠资本的自觉，而需要政策引导、法律约束和加强社会管理。同时，在资本走出去的过程中，尤其是代表中国形象的国有资本和有影响力的民营资本，需要积极引导其将“和谐共赢”的投资目标和“诚实守信”“以人为本”的管理文化融入到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中，赢得所在国家人民的尊重和信任，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树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形象。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尽管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以“自由放任”为主，但为保障效率，也不得不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依靠普选权和结社自由权的政治立法平衡各阶层利益；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资本集聚、避免大资本的垄断和控制；运用税收和社会保障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普及教育提升劳动者的经济价值等等，劳资关系也因此由对抗趋于缓和。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有政府干预的传统，责任感、荣誉和信誉、友善和忠诚的理念被融入到企业管理中，使资本与员工、社会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日本、德国在工业化取得成功的同时没有出现阶级分化，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其社会及公共管理的政策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政府的政策调节以及社会公共管理手段的运用都是嵌入在一定的宏观制度环境之中的，政治体制、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的差异使得我们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通过进一步创新公共管理体制，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资本”运作和管理模式，真正赢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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