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城市化研究举要(3)

　　但是，日本的城市发展并非只有东京一个模式，在东京之外，有许多值得我国，尤其是我国的中小城镇借鉴的经验。第一个案例是日本的名古屋市。该市通过名古屋环境公开大学（Nagoya Open University of the Environment），建立了一套多部门合作的市民学习体制，一共有超过2万名该市市民参与了这个项目（Chikami， Sobue，2008：134）。这个学校通过发行环境手册，建立学习圈子，开设多样化的双向课程，设立动员市民参与的项目（Chikami， Sobue，2008：132）等，构成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手段。从参加了该学校课程的市民反映（Chikami， Sobue，2008：135）看，这个学校是实践导向，而非理论导向的。这个学校还和当地的私营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实际上，这所学校在私营企业和当地居民间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除了私营企业和当地居民以外，这个学校还主动地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当地各个组织各个团体之间的合作（Chikami， Sobue，2008：135-137）。此外，这个学校还和名古屋当地的中小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计划开设用非日语的语言授课的课程（Chikami， Sobue，2008：138）。总而言之，名古屋环境公开大学已经成为名古屋市可持续发展的枢纽与核心，并且充分发挥了其作用。从名古屋市的经验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自愿参与是促进城市化健康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这个经验在下面将要提到的巴西阿雷格里港市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当然参与的具体形式可以因地制宜，多种多样。
　　第二个案例是，日本很多城市在进行城市转型和城市规划过程中，相邻地区的居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共同体”关系。日本城市常见的后缀“町（machi）”，意为“邻居，和小城镇”（Hein，2008：75），仍然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城市居民将町视为“一个特定生活方式和社会共同体的所在地”（Hein，2008：78），这种共同体为日本的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生活环境，这个环境在可持续性，适于生活（livability），以及社区规划方面拥有令人鼓舞的特质”（Hein，2008：78）。但是，虽然町是从日本传统的，类似中国唐代的“坊”的社会结构（Hein，2008：80）中逐渐演化发展出来的，但“现在的町并不仅仅是管理机构，或者过去的社会结果和生活方式的反映”（Hein，2008：79），而是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区组织。具体地说，町是日本的相邻居民组织，这个组织负责“管理日本的许多相邻居民，亦即它们负责组织相邻居民的各种活动，以及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例如水处理规章制度”（Hein，2008：79）。毋庸赘言，町是作为日本城市体制的一个部分而发挥作用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垂直结构的一个部分，这个结构从相邻地区的居民直到区，道（ward），和 县（prefecture）” （Hein，2008：81）。这个组织在日本的城市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传达市民们的不满和要求，以及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的指导” （Hein，2008：81），日本的“地方政府也已经开始将这些组织吸收进自身的结构中去”（Hein，2008：81）。事实上，从日本城市化的初期开始，日本的城市规划制定就在吸收西方理念，一直考虑到了与这些组织相互协调（Hein，2008：83）。因此，日本的城市化并非全盘按照西方模式进行，而是坚持吸收西方城市发展理念中合乎日本实际情况的那些部分，例如“小单元，非中心化，非集中化”（Hein，2008：99）。也正是因为日本比较好地做到了因地制宜，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才使得日本的地方社区建设获得了相当成功，而美国等国的类似项目遭到了失败（Hein，2008：100）。不过，日本，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也受到了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冲击，比如，上文已经提到，日本的无家可归者数量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增加（Hasegawa，2005），上述的町也受到了冲击。“近年来，町参与者的数量，以及这些人与社区生活的关联已经持续下降” （Hein，2008：81）。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城市能否保持原有的共同体式密切关系，不能说是没有疑问的。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在与大开发商的斗争中，地方政府虽然也采取了诸如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措施（Waley，2007：1485），但是总的来看始终处于不利地位。5 结论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路线下的“市场化”，也必然导致城市的不平等和贫困。只是比如美国等国的社会控制能力比一般发展中国家乃至欧洲国家强，使得这些矛盾没有大规模地集中爆发。另外，在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历史终结”的气氛甚嚣尘上，在这种气氛中，美国被认为是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样板，美国存在的各种“问题”被认为无法克服。而且由于缺乏政治对手，以及所谓的“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制造业向“第三世界”的大量转移，各资本主义国家，更准确地说，这些国家内的中上层阶级认为，已经不需要对底层民众作出任何让步，因此后者也就成了需要被隔离于前者的日常生活之外的“负担”，或者更准确地说，利润的障碍。此外，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上述的社会不平等加剧和城市贫困加剧，要么被认为无法克服——因为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被认为是一个人无法干预的非人格化的客观机制即“市场”，由于这个原因，也被认为无须克服——因为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是人的有意识行动的结果。同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直接把任何改善这种状况的企图和各种负面的后果相联系，从而阻碍这种情况的改善和缓解。另外，正如日本名古屋市较为成功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的，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城市的顺利发展都需要市民的积极主动参与。归根到底，城市的发展是为市民服务的。当然，这需要克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
　　对于我国而言，毫无疑问，近三十年来主要由经济自由主义指导的市场化改革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正如世界各国的经历充分表明的，单纯的“市场化”政策也许能够促进GDP的增长，但是，城市化并不是纯粹的经济增长，而是一个整体的社会进程，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力量，因此，单纯的“市场化”对于城市化，尤其是城市化的顺利、和谐推进，并不总是起着积极作用。正如2005年的巴黎骚乱事件表明的，即使是发达国家，如果没有美国那样的能力对这个过程进行有效的管理——事实上也很难有国家像美国那样，市场以及相应的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据那么牢固的地位，而新移民对自身的政治社会体制有如此之高的认同程度。因此，我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更需要重视社会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尤其需要尽可能照顾到各个社会力量，特别是缺乏经济资源和社会网络的社会底层群众的利益。只有这样，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够比较顺利、和谐地进行。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