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2)

　　
　　一、内在紧张：
　　“汉宋之争”的新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四川大学张循先生刊登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的新作《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8].（简称“张文”）则给了我们一个耳目一新的观点：对“汉宋之争”的关注还应当从汉学（汉学家）的内在性格考量，“汉宋之争”不仅是汉学与理学的对立、聚讼，更是汉学内部的紧张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因为汉学归根结底是儒学的一种，汉学家从本质上还是儒者，受到儒学旨趣的约束，它并不允许自己无限制的从事饤饾考据而欠缺对义理的认知。所以，一方面汉学家们无法抑制对虫鱼训诂的兴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防止其与“德性”“义理”“性命”等概念脱节，而不至于应了方东树（1772-1851）所描绘的那种“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9]尴尬境地，因此这样一来，清代汉学（汉学家）始终处于这种内在的紧张（Inner Tensions）之中。
　　当然张文提出的这个假设应有两个前提：
　　一是纵观清代“汉宋之争”的分期，笔者在拙著《学归大统：清代“汉宋之争”的三个阶段》提到的一个观点，不管是从心态、时间、作用、影响等因素考察，清代汉学家“扬汉贬宋”的程度都甚于后来理学家的“护宋批汉”，亦即对应的“道问学”较“尊德性”来说更持久更有其生命力[10]。实学思潮的兴起，使得宋明理学发展至清代旁生出以经学为中心，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文、舆地、典章制度为内容的汉学，这虽然是学术传统“内在理路”（inner logic）的一种趋势，但这种转变则至少假借了三种因素：其一，明末学者们指斥理学空言误国，则汉学的抬头必有其适应学术轨迹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其二，汉学从背景上升到主题，官方的首肯是不可缺少的，例如乾隆中叶始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就极力推崇汉学的合法地位，“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古义彬彬，于斯为盛”[11]，同时认为理学“其大旨以道学之盛衰定帝王之优劣，而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12]；其三，此一时期，学者、官僚、士大夫们对经学的重新考证，使得汉学有了从淡忘走向主流的契机。由于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汉学（家）具备了“内在紧张”的资格与主动权[13]。 二是儒学本身的传统重德性而不重问学，按照张先生的话来讲，儒学不是一门追求知识的学问，而是一门追求道德的学问，就汉学家自己而言，考据本来就是一项搜山检海的艰难任务，清代浙江海宁学者陈其元（1812-1882）就曾发出“考据之难”这样的感慨，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读了唐国子祭酒李涪的《阁贴》刊物，至老死也不会明白右军书死罪是何意，“短启出于晋、宋兵阁之际，时国禁书疏，非弔丧问疾，不得辄行尺牍”[14]，他说这样晦涩难解的词意如果不是因为翻检典籍，人多不知。而对于清代的理学家而言，若汉学家“与之言古训，则骇然以为迂晦而难通，塞耳而不能听也”，所以汉学家对此不免着急，“此学问之所以日入与靡烂而有终身读书不识一字之诮也”[15]。基于这两个前提，张文所提出的这个新解释则是顺乎自然，第一个前提符合张文所说的汉学（家）可以在针砭理学“强作聪明，妄生疻痏”的同时而对训诂考据产生极大的兴奋与兴趣；第二个前提符合张文所说的因为受到儒学旨趣的局限而不得不防止其与德性”“义理”“性命”等概念脱节，所以基于这两个前提与事实，汉学（家）的内在紧张与纠结则顺理成章，在所难免。
　　
　　二、两种不同层次的
　　“汉宋之争”
　　
　　既然这种内在的紧张已经预示着清代思想史会有一场大争论，那么这种紧张所指向的路径又是怎样的呢，为此张文给我们勾划出了表征清代“汉宋之争”中汉学内在紧张的两层轮廓：一是 “穷经”与“进德”：汉学内部的第一层“汉宋之争”；二是“考据”与“义理”： 汉学内部的第二层“汉宋之争”。
　　从“穷经”与“进德”的角度来说，因为清初以降，“道问学优于尊德性”使得与之对应的汉学与宋学的命运便越来越不对等，汉学家程廷祚（1691-1767）在给程晋芳（1718-1784）的书信中提到：
　　
　　秦汉以来，后学者所务，实繁有徒，不可以不知所择，诚有如足下之所虑者，窃谓儒者之业，以希圣希贤为本，欲求进于是，为穷经近之，此经学所以为众学之本也[16]。
　　
　　主于这种“穷经为本”的思想，清代“说经尊汉，立身宗宋”的思想是求学范式不一的具体表现，简而言之，清代汉学内部“求知”有“求知”的方法，求知者可以淹贯群经，钩索微沈，与“修德”两相统系，毫不相关，钱大昕在给他同学严元照（1773-1817）的《娱亲雅言》所作的序中，勾勒出了上述这些汉学家的性格：
　　
　　涉猎古今，闻见奥博而性情偏僻，喜与前哲相鉏鋙，说经必尊服郑，论学先薄程朱，虽一孔之明，非无可取，而其强词以取胜者，特出于门户之私，未可谓之善读书也[17]。
　　
　　钱大昕的话，精辟的勾勒出了时下汉学家们的嘴脸，但恰恰是这些倡导“穷经”最力的学者，却又最为担忧“有学无行”会使得传统儒学不能容忍，所以其内心亦或有“穷经”与“进德”并不可分割的认识，只不过因为乾嘉的缝掖巨儒们崇尚训诂之风，这些声音显得有些微弱，这种思想的出现，表明了汉学家始终担心缺乏德性的治经线路会脱离儒学樊篱，因而造成了第一个层面上的冲突：在汉学内部形构成了一对汉学与宋学，二者并制造出严重的冲突，汉学家不能放弃对典籍的解读与回忆，但又恐过度的解读会带来“德性”层面的缺失。
　　从“考据”与“义理”的角度来说，张文认为，宋儒虽好谈性天，但是在他们的学问中还有一层有别于“德性”的“解经”工作，只是宋人说经喜重义理、讲道，这一点清代汉学家有意识的将其与自身家法划分界限。例如章学诚（1738-1801）在给其孙的书信中认为：“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18]，但是宋人治经往往又有删经改经之嫌，他们“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19]。这一点是汉学家们无法接受的，钱大昕认为宋儒说经有强为之辞而招摇撞骗之嫌：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