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出路的求索(3)

　　当然,对传统持激进态度的人除陈、胡、张三氏外,也还有很多,比如一个叫卢观伟的学者著文道,我以为中国不但要在形而下的关于现代科技政制与物质生活要欧化,而且要在形而上的关于民族内部生活的一切思想文化与伦理道德等更要欧化。{21}再如一个叫沈昌晔的学者在文章中说:“我以为现在文化界的领袖们,应该放大胆来采纳整个西洋文化,以培养中国的新精神运动。不应怕全盘西化有成为西洋文化的附庸的危险,却应以大胆的魄力驾驭整个的西洋文化,使中国采纳后的消化,有良好的经过。这是创造中国新的文化的出路。”{22}又如一个叫王青云的学者也撰文说:“我以为惟有从根上西化,是中国民族的惟一出路,若抱残守缺,夜郎自大,亟亟于中国文化的保守,是非亡国不可的。”{23}只不过他们的主张基本上可以归于上述三种观点之下。因而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在现代化问题上反传统的声音虽没有象新文化运动时期成为一种时尚,但绝对不是偶然的个别现象。
三、难以掩盖的缺憾
　　
　　不过,这些激进的西化路向观虽然为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上指明了一条出路,但是其所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也是毋庸置疑的,比如有人对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观进行批评道:“所谓‘全盘西化’也是句不通到极点的名词,因为西化的内容是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的,无法讨论到全盘接受与否的问题,西洋文化中有基督教思想与异教思想的对立,有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对立,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有义务观念与权利观念的对立,有苦行精神与享乐精神的对立,有南欧气质与北欧气质的对立,有大陆思想与岛国思想的对立,所有这些种种都是矛盾而冲突的,我们怎样去全盘接受呢?即退一步说,单讲现代西洋文化也是很矛盾凌杂的,美国的拜金主义和德国的精神能够接受吗?苏俄的集产制度与其他国家的自由竞争制度能够一起接受吗?所以全盘西化论的口号是讲不通的,其不通程度与拥护中国旧文化论之不通相等。”{24}还有人说:“在‘西方文化’这个名词之下,包含了许多相互冲突、互不两立的文化集团。独裁制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是西化;资本主义是西化,共产主义也是西化;个人主义是西化,集团主义也是西化;自由贸易是西化,保护政策也是西化。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所谓全盘西化是化入独裁制度呢?还是化入民主政治?是化入资本主义呢?还是共产主义?西方文化本身的种种矛盾,是主张全盘西化者的致命伤。”{25}应该说这种批评是相当有见地的,因为从字面上看“全盘”即是百分之百之意,那么也就意味着一方面对原有的传统进行彻底的清除,另一方面对西方的东西进行全面的接纳,事实上行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也许正因为意识到陈氏的“全盘”二字给“西化”带来宣传上的困难,胡适则主张用“充分世界化”来替代“全盘西化”论。从词意看,前者比后者的确要来得高明,因为它既使西化在内涵上变得更富有包容性,也使提倡西化的人在西化对象的选取上拥有更多的空间和自由。问题是此种西化观的“充分”二字使得其在西化的程度上置于一种标准和规范缺失的困境,因为“充分”是一个难以用数字来量化的字眼,究竟99%的西化是充分西化,还是80%的西化或60%的西化是充分西化呢?显然,一切只能由西化的主体根据自己的感觉去把握和评判。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伪西化论者隐身于真正西化论者的队伍中造就了外衣,同时也为真正的西化论者颓废成保守主义者铺设了台阶。由此看来,如果陈序经的西化观失之于绝对和武断的话,那么胡适的西化观无疑偏颇于笼统与随意。同样,张佛泉的根上西化观也不是没有问题。应该说张氏主张以思想和精神作为西化的突破口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抓住了西化的本质与精髓,因为一旦人们思想上真正西化了的话,那么西化进程中许多障碍就会消解于无形。遗憾的是中国非西化的现实怎么也提供不了思想与精神西化所需要的土壤,而且作为抽象的思想与精神,其西化的表征必须借助于具体的他者才能得以显现;故而,如果没有物质上的西化,所谓根上的西化也只能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蓝图。此外评判思想与精神西化的标准也不是随意确定的,所以在现实中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有些自以为很西化的人,在更西化的人眼中却与假洋鬼子无异;而本觉自己保守的人,在更保守者看来却形同传统的叛逆。对此,有谁能够给出一个权威的标准的答案?可见,张氏的根上西化观作为口边笔头的谈资也许不失为一种洞见,若想付诸于实践却只能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目标。事实上,陈、胡二氏的西化观跟张氏的西化观一样都存在着具体操作上的困难,因而如果只把他们的观点解读成中国人对西化的态度与决心,实在有其积极的意义;如若把他们的观点运用于实践,恐怕有种瓜得豆之虞。
　　
　　四、无奈的举措
　　
　　至此,也许有人会问,这些对传统持激进西化倾向的知识界人士之所以如此,是不是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或终极意义上就对传统抱有一种深深的敌意与陈见呢?回答是否定的,相反,在对传统的热爱和忠诚方面,他们跟那些保守型知识分子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在民族危机重压下,出于对“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样一种毁灭性后果的认识与恐惧,不得不在“爱之深、恨之切”的心情驱遣下走上激进的道路。比如陈序经在表述自己坚持“全盘西化”的立场时说道:“试看美国的印第安人,为什么到这田地呢?照我的意见,不外是不愿去接受新时代的文化,而要保存自己的文化,结果不但他们自己的文化保存不住,连了他们自己,也保存不住。反之,美国的黑人,能够蒸蒸日上,不外是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文化。平心来说,美国白种人之仇视及压迫黑人,比诸印第安人利害得多,然一则以存,以盛;一则以衰,以灭;这种例子,可为吾国一般踌躇不愿接受西洋文化的良剂……其实要是我们看看我国的黎人苗人的历史,已足为我们殷鉴。比方:在海南数百年来,耗过无数金钱,费过无数头颅,去征伐黎人,然到今,我们一谈到海南,总会谈到扶黎救黎。其原因也不外是因为黎人不愿接受我们的文化,结果他们的情况日弄日蹙。我们若不痛改前非,则后之视今,恐犹今之视昔。”{26}同时有一个叫严既澄的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他在批评国粹主义时说道:“我现在就完全承认你的话,凡是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值得永久保存的;然而在目前的强盗世界里,正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的时候。我们总得把别人拿来欺侮我们、剥削我们的种种东西先拿在手里然后能和他们一起生存。就算各国的文化都是坏得要不得的,我们也只好去学,因为非如此不能自立。”{27}而且,他们还认为,如果民族得以保全,传统也自会存在。为此,胡适举证道:“日本的例子使我们对中国文明的未来抱一线希望。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由于极愿学习和锐意模仿,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而且使她具备一个现代政府和一种现代文化。日本的现代文明常常被批评为纯粹是西方进口货。但这种批评只不过是搔到事务的表面,如果我们以更多的同情态度来分析这个新文明,我们会发现它包含着许许多多必须称之为土生土长的东西。”{28}从陈、胡诸氏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对传统的否定与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挽救民族的危机,然后再间接来保存传统。同时胡适还认为即使是全盘西化也不会导致民族固有特性的丧失,他举例说,罗马人接受了希腊文化,北欧野蛮民族接受了罗马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中国人接受了印度文化,日本人接受了中国文化及西方文化,都未见得因接受旁人的文化而将自己的个性完全失掉,相反,罗马人还是罗马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日本人,因为彼此的文化惰性在起作用。故而,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如何改观,政治制度如何翻造,都只能是一个“取法乎上,得法乎中”的结果。此外,这些对传统持激进倾向的知识界人士也并不是完全否认传统。比如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在解释其“全盘”的内涵时说,他话语中的全盘既可以指百分之九十九,也可以指百分之九十五,还可以指百分之百;同时,他也承认提倡“全盘”的目的就是为西化传统营造一个更宽松的氛围,如他说道:“照我个人的愚见看来,什么是琐碎西化,什么是根本西化,往往也成问题。例如张佛泉先生好像以为共和国的头脑是根本西化,刘湛恩先生好像以为基督教的精神是根本西化,吴景超先生却又好像以为这两者都是琐碎西化,而以科学为根本西化。我以为在事实上,在趋势上,我们既已有或不能不有这种头脑,这种宗教与这种科学,那么最好惟一的办法,还是全盘西化。而且在全盘西化的原则下,张佛泉先生既可以专心提倡共和国的头脑,刘湛恩先生也可以努力宣传基督教的精神,吴景超先生也可以致志鼓吹科学。”{29}既然对传统最激进的陈序经是这样,那么其他诸人就更不用说了。可见,这些持激进西化路向的知识界人士,其之所以如此,更多的还是出于一种工具性动机而非价值上的追求;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希望采取一种死中求生、破中求立的办法来达到既挽救民族又挽救传统的目的,并非是为激进而激进。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