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土地征用中的制度缺陷与主体利益冲突演化(3)

　　在司法救济机制中，根据现行的征地制度规定，农民对土地征收目的、补偿安置有异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或裁决，但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这实际上使农民无法提起诉讼或司法救济请求，对征地项目符合“公共利益”、对公告内容有异议的质疑权落空。在信访救济机制中，失地农民群体性事件主要牵涉到地方政府利益，因属地管理、责任追究制和“转信不办信”的强制规定，信访部门将申诉转给案发地政府，可能会导致政府对信访者的打击报复，进一步诱发官民冲突。在群体救济机制中，由于失地农民抗争对象是地方政府，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无法得到批准，群体救济机制无法发挥效力。虽然权利救济的机构繁多但缺少协调机制，试图通过此途径解决问题的效率低下。
　　在主体利益诉求过程中，多方面诱因的综合作用使征地冲突的发生成为可能，而动力则激发了征地冲突的发生。政治与经济双重效用最大化目标的合力，构成了政府的征地冲突动力，失地后所面临的风险状况形成了失地农民的维权动力。但因组织资源缺位、利益诉求渠道单一、社会化信息披露渠道欠缺、法律表达成本昂贵等原因，农民的主体地位及相应权益被异化。作为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的无奈之举，失地农民被迫采用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方式，双方的利益矛盾有可能随之升级加剧。
　　
　　三、特殊环境下利益主体的
　　矛盾冲突演化
　　
　　模糊的农村土地权利安排、体制内利益表达渠道的虚置、利益失衡纠偏制度的缺失，必然会使原本单一的征用土地市场化行为，因受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演化为系统性的社会综合问题。要考察体制外利益表达是否可能以及利益主体矛盾冲突演化的进程，不能不考虑农村征地事件的政治机遇过程。
　　1.政治机遇的出现
　　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是解释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的最有力的一个自变量，因为它代表了促进或阻碍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的动员努力的几乎所有外部政治环境因素。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认为，政治机遇结构直接关系到社会运动的兴衰成败，集体行动兴起及发展趋向取决于制度赋予的机会多寡。
　　随着国家征地补偿额度的加大，征地冲突递增的原因，在于不同时期的政治机遇和政治限制有所不同。政治机遇是指通过影响人们对成功或失败的期望，始终如一地为集体行动创造动机的政治环境因素，也就是有利于社会运动出现和取得成功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因素，如开放民众参与政治的通道、国家重大政治活动、获得社会同情和支持民众的出现等；政治限制指阻碍表达行动的政策法律限制的因素。
　　动态变化的政治机遇与政治限制构成了行动表达有效性的纬度，在政治限制范围内出现的政治机遇，是利益表达行动得以可能的条件。在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相对较窄，政治限制比较严；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土地法规的完善、新闻媒介的介入宣传以及农民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诸多放松的政治限制为农民维权提供了政治机遇，农民一改“盲目服从”的传统，敢于抵触抗争不合法、不合理的征地行为。
　　2.双重认同叠加的强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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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科特认为，弱者的武器作为“隐藏的文本”在农民的日常抵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内集体行动中，以弱者身份为武器也较为常见，但运动成败的关键是构造集体认同感。
　　从利益认同看，生存保障性权益受侵犯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基本前提。大量集体行动案例表明，利益是集体行动发生的主要推动力，抗议农村基层政府侵犯自身财产权是当代中国农民反抗的核心问题。而征地冲突恰恰属于此种争夺空间权和财产权等稀缺资源的生存福利型抗争。在农业集体生产化时期，村民集体成员资格与土地产权的获取，都是社会政治运动重新分配土地产权的直接结果；在包产到户的分散化经营时期，土地承包期长期不变的政策鼓舞下，农民强化了自身对土地的“准所有权”。一旦政府征用土地，农民期望的是双方的公平公正交换、共同受益而不愿被无偿征用。此种共同利益的认同，会产生相同的集体行动目标指向。
　　从身份认同看，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经验研究中，行动参与者更多的是由于相同利益而结成的共同“身份”群，比如失地农民、水库移民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体拥有的弱者身份，在某种情境下可以成为抗争乃至获取利益的隐性力量。在弱组织的状态下，身份认同提高群体的内在凝聚力，强烈的认同感超越了正式组织在集体行动中的动员作用，而成为集体行动成功实施的重要机制。两种认同的双重叠加形成了农民集体行动稳定的心理动力机制，并产生巨大的能量，推动集体行动演进。
　　3.社会资源的广泛动员集聚
　　资源动员理论认为，成功的弱势群体集体行动，必然依靠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开展艰辛的行动动员，取得广泛持续的外界资源的支持。首先，运用说服性沟通策略，通过“公共话语”赢得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其次，建构“共识性危机”，在集体成员中形成认识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使农民意识到通过集体行动，可以改变自己的不公正处境，将潜在动员者变成实际参与者；最后，通过情绪感染、反复讨论及外界影响三种方式，进一步实现行动者的意识提升和共意建构。
　　在众多社会资源中，大众媒体(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及互联网等)的“社会动员”作用不可忽视。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网络、手机成为新兴的社会资源动员方式，为利益表达提供了更便捷的平台。公众通过信息网络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网络舆论”模式，使现实矛盾网络化、网络舆论政治化，一些局部性的事件被放大成为社会性话题，从而受到高层关注并最终得到妥善解决。当然，行动动员的成功与否也会受到人际网络、集体认同感的包容性、组织者的动员技术及政治机遇等因素的制约。
　　4.利益主体博弈的矛盾冲突升级
　　社会建构论认为，对于客观实在的社会现实，除自身具有的客观内容之外，更多的是由思想、信念、知识等主观过程所进行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就农村土地征用而言，公众对不同征地矛盾的关注与否并不必然与征地引发矛盾大小的客观状况相关，对同一征地矛盾问题在不同时期的关注程度也会有所差别。“问题”是触发集体行动的现实性社会事件，而“问题化”是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的必要性已达成共识的现实状态。“问题并不能物化自身(materialze)，他们必须经由个人或组织的建构(construction)，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时，才会构成问题化。”弱者运用自己诉苦的话语策略将遭遇的不满“问题化”，使得问题被上层关注而得到解决。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