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性灵”与袁枚“性灵”之比较

作者:王莉 更新时间:2017-06-09 12:13 点击:
【论文发表关健词】性灵;性情;灵机
【职称论文摘要】
在文学发展史上,以“性灵”作为理论旗帜,赋予其独特理论内涵,并为后人普遍认同的是袁宏道以及清代袁枚等人。“性灵说”是袁宏道文学思想的主体,也是晚明文学革新派最重要的理论表述之一。此后,清代袁枚等人对之又有新的发展,使之成为诗人们表现性情与灵机的一个范畴。本文在比较两者异同的基础上“理解”前后期的性灵说,并探寻袁枚的性灵说对公安三袁性灵说的继承和发展。

          “性灵”一词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庾信、颜之推等人的诗文中就被使用过,一般指一种灵动的才思。“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谓“发引性灵”、“陶冶性灵”。庾信《赵国公集序》谓“含吐性灵”。当时随着尚情理论和畅情文学的空前发展,人们是从情感创造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运用性灵概念的。唐代提出儒家道统说,“性灵”一词渐被冷落。明代中后期,随着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以及七子派对拟古之论的自省,王世贞、吴国伦、王世懋、屠隆等人又重新使用“性灵”一词,并赋予其更丰富的内涵。就对“性灵”这一概念使用的频率来说,屠隆以及其后的钟惺、谭元春更为多见,乃至有“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这样的记载。但是在文学发展史上,以“性灵”作为理论旗帜,赋予其独特理论内涵,并为后人普遍认同的还是袁宏道以及清代袁枚等人。
一、“性灵”的心领神会
公安派与袁枚对性灵理论的贡献可谓首屈一指。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受到不同文化思潮的影响,但是他们都主张抒写真情,强调“性灵”的重要性。作为性灵派的前后期,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
其一,举性灵。他们的性灵说都是以性灵为旗帜,把性灵看作是文学的主体。标举“性灵”是公安派与袁枚的文艺思想核心所在。他们都认为,只有独抒“性灵”,表现心中的真实感受,写出的诗才会产生夺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所以袁宏道说“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作品真实,关键在于它要出自“性灵”,因为“性灵”是一切好作品的源头。袁枚也十分重视“性灵”,他常以“性灵”论诗,将“性灵”作为评论诗人及诗篇的标准。标举“性灵”,主张写诗作文要表现“性灵”,是公安派与袁枚的一直追求,也是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性灵说”、他们在流派上被归与“性灵派”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二,主真情。作为人的心声的艺术,它反映着人的憧憬、追求、欢乐以至于失望和痛苦。这些都是通过审美主体独特心理感受而抒发出来的,只有这样才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公安派认为诗文首先要表达真实的情感,只有情感真实,才能表现出作者的性灵。故“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袁宏道强调为文当有“真性情”,有了真性情的人,即可剥去一切的伪装,卸下一切的伪饰,还以原始的真正的面目醉者已醉,失去面对俗世时的面具,醉时所言所行皆出自于不掩饰的真性情,率性而为,不顾忌太多的人情世故。童子亦如是,不懂得虚伪,一味任性而为,随性生活,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
为文亦如此,惟有“真性情”才能真正打动人,才是最贴切心灵的真声,惟有“从胸臆流出”才能“情与境会,顷刻于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对于无病呻吟而又搬出古人吓人的诗歌,袁宏道十分厌恶,斥之为“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袁宏道集笺校》 .卷六.与张幼于“独抒性灵”的核心是“真”。他们把“真“作为审美感受和审美判断的前提,以为只有真实的东西才具有审美的认识价值。袁枚尚“真”,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己失矣”,凡“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认为诗歌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髻肃揖,自有佳致。若带假面讴楼,而装须髯,便令人生憎。”袁枚提倡“率意而言情”,“情以真而愈笃”。认为只有发自真性情的诗文才天趣洒然。因此他主张“提笔先须问性情”,明确的把“性情”置于诗人创作的首要地位。有性情方可挥笔,无性情则请搁笔。因此他又说:“性情以外本无诗”。王英志著 .性灵派研究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袁枚重视“情”,但他更重视真情,认为诗人以真情至性为创作前提,袁枚辨别说:“诗者,由情生者也。”并且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实践了他的诗歌主张。
其三,求通变。明代文坛上的前后七子在文学上主张复古,打着“秦汉以后无文,盛唐以后无诗” 的旗帜,生吞活剥了三代两汉。对这种文学退化论,袁宏道深恶当时文坛剿袭模拟的风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了“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的泥古不化的症结,就在于看不到“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这一文学发展规律。袁宏道立场鲜明的主张文学发展论:“古之不能为今者,势也;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文学发展变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不拘格套”才能写出富有时代感的崭新文字。在那种窒闷的文化氛围中,袁宏道大声张扬变革文风,无异于空各之绝音,群山为之震荡。他以叛统派的面目出现,反复陈述自己的窮新极变之志,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椰榆复古主义者,使复古派威风扫地,给死寂窒闷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活气。此外,公安派还阐述了“变”的运行规律:“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还有作始。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势必互同而趋浮;趋于浮,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窃,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变之势也”珂雪斋集 .卷一.花云赋引。袁中道以“法律”、“性情”来解释“变”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却表明了“变”的必然性。袁枚是在批评格调说的时候表明其“通变”的文学思想的。他认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蔽于古而不知今是当时学者的大病,从而否定了以“今古”诗论的成见。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他还提出诗歌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变”,有“变”才有发展,要“变”出自己的特色。否则只会拘守陈迹,丧失个性和发展。对于诗文的因袭摹拟,袁枚也是反对的。他说“枚尝谓变尧、舜者,汤武也,然学尧、舜者,莫善于汤武,莫不善于燕哙;变唐诗着,宋元也,然学唐者莫善于宋、元,莫不善于七子,何也?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也。鹦鹉能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    其四,重人欲。儒家道统思想一直占据着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统治地位。在“诗言志”发展到“文以载道”之后,“政教中心论”在中国文艺史上的统治地位正式确立,文艺的政治地位被提到了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尽管也有“试缘情而绮靡”说的 ,但是它终究敌不过“发乎情而止于礼” 的学说,“发乎情”之“情”是伦理道德的大情、公情而非个人心灵之私情。而袁宏道之“ 性灵” 则从本质上打破了这一戒律,提倡的是人的真实性情的流露,“喜怒哀乐”皆为文;不仅如此,他还肯定了人的各种层次的生活欲望,不再把人的各种情感、欲望视为可耻的东西。他认为人的各种欲望是人生来的自然本性,不应该受到压抑而是放任自然。文学亦不能只局限于大情,惟有“真声”才“或有一传”。“性灵”包含的这一内涵正是打破强加于文学之上的种种道德伦理的束缚,伸张新鲜真实的生活、情感和欲望在文学中应有的权利。这种对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欲望的提倡和肯定,从潜意识上说正是要求摆脱封建统治秩序和伦理道德的钳制,让主体“性灵”得到自由的发展,确认自己的价值,开拓内心的丰富性,实现内在的需求,争取自由创造的权利的表现。袁枚生活于清代中期,受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他充分肯定人的情感欲望,认为“使众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则漠不关心,而亦不可治天下。” 《小仓山房诗文集·清说》,袁枚,上海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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