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的看法，现代文化的传媒化——现代社会的象征形式已越来越经过大众传播的机制和机构所媒介——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中心特征。“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指大众媒介，引者)无时无刻不在为人们编织着信仰、价值和集体认同……简而言之，大众媒介已成为支配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也就是说，大众媒介每天都在用语言图像娱乐、新闻以及广告来建构概念，以此来表现并宣传其意识形态。可以说。大众媒介已成为现代社会中一种社会控制的新机制，统治集团的思想可以通过这种机制得到宣传和扩散，并用来控制从属集团的认识。因此，大众媒介与主流经济和政治力量的联合为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传通制造了一个新的手段。
　　所谓意识形态，具体来说，并不是盛行于当代研究中的“社会胶合剂”，也不是某种象征形式或象征体系本身(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的特点或特征，而是借用了汤普森的理解——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他认为：“在研究意识形态时……我们所关注的是象征形式是否、以何种程度以及如何在它们制作、传输和接收的社会背景下被用于建立并支持统治关系。”而象征形式指的是由主体所产生的并由主体和别人所承认是有意义的建构物的一大批行动、言词、形象与文本。汤普森对于意识形态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虑问题的新思路，“使我们注意意义被调动起来服务于统治集团和人们的方式”。
　　于是，当西方媒体对西藏拉萨“3·14事件”进行不实、歪曲报道的，意味着以“客观”、“真实”、“公正”为诠释框架的新闻理论再次遭到质疑而引起中国舆论的强烈谴责，并由此而断言：新闻客观性在国际垄断媒体资本时代呈现出“式微与挣扎”、令人失望的时候，试图找寻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之间象征形式的建构谋略，并深度解释这些报道背后连结的各种话语权力关系和现代国家中体制化了的权力形式以及媒介与国家的互动等等，这或许是一种比较独特的研究视角。
　　意识形态表达模式与象征建构典型谋略
　　要描述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的具体互动，我们不得不思考：媒介信息的意义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大众媒介生产的意义以什么方式服务于统治关系的权力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西方媒介对西藏“3·14事件”的报道，从现有的各种报道形式看，它们建立了哪些意识形态表达模式以及相应的象征性建构谋略?
　　合法化一合理化模式。根据马克斯·韦伯和汤普森的分析，意识形态是可以通过将统治关系描述为合法而得以运行的。合法的，往往是正义的，它依据政策法令、神圣的永恒传统和卓越的领袖权威，依靠合理化的象征建构典型谋略，“构建一系列理由来设法捍卫或辩解一套社会关系或社会体制”，赢得支持和信赖。以BBC、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为主流的西方媒介对西藏事件的报道，充分建构了这种叙事模式。查阅大量的报道文本就会发现：西方大众媒介对于西藏“3·14事件”的报道，就是建立在一个喇嘛是神的化身和英雄领袖的神话上，尽管这是“西方人对东方的无知和偏见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纽约时报)在3月14日题为Monk Protests.m Tibet Draw Chi-nese Security的报道中写道：“The Dalai Lama has said that he accepts Chinese rule but that Tibetans need greater autonomy t0 practice their religion.”这建构了一个安分守己、顾全大局而又追求宗教自由的喇嘛形象，从侧面抨击了中国政府的不合理。在3月20日题为In Ti-betun areas.parallel worlds now collide的报道中写道：“All Tibetans are the same：100 percent of us adore the Dalai Lama.))(所有的藏族人都是一样：我们100％崇拜喇嘛)；在3月22日的报道中又写道：“He has been pressing ……t0 retnm tO China tO advocate for greate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freedom for his followers.”(喇嘛一直在为自己的同胞寻求更大的文化和宗教自由)。
　　以上的一系列象征形式正好印证了学者的观点。温哥华的华裔学者丁果和加拿大的华裔学者赵月枝在对话中谈到：在西方媒体眼中，喇嘛不仅是一个政治角色，更多的是“心灵导师”的角色，他不仅代表自由主义人权的“共识”，而且是世界级的精神文化领袖。这样，他就成了西方文化霸权的一个重要符号，深入到民意的基层，形成西方媒体深层的预定“共识”。因此，西方媒体的象征形式中多是维护喇嘛形象的描述，他是西藏宗教合法的管理者和领袖，他所倡导的理念和措施以及他们的抗议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合理的，理应受到全球的支持和拥护。相应地，从另一侧面彰显出，中国政府对赖集团的抗议给予打压是不合法的，是对自由和人权的侵害，试图以此激起全球的谴责。于是，与“亲和、友爱”的形象相比，西方媒体中的中国领导人形象是“残酷、无人性的”。
　　虚饰化一转义模式。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也可通过掩盖、模糊语言或借喻等象征方式加以表达，在注意力转移或将一事物加以美化的描述中，促进社会关系的虚饰化，更有效地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含糊其辞是这种模式中常用的建构谋略。对于西藏“3·14”事件的报道，以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为例，从3月14日至9月12日的报道、标题和正文中充满了“protester”的称谓，将集团视为“抗议者”，将其藏独行动视为“抗议”，试图以中性词的含义(在西方媒体中似有突出褒义之意)掩盖暴动者的“打、砸、抢、烧”行为及其对于社会的破坏，从而唤起受众的同情和对施行镇压者——中国政府的抗议。又如《纽约时报》3月15日的报道联想实施“种族灭绝”的苏丹，与中国的西藏事件相对应。
　　为了更有效果地转义，西方媒体大量地采用不确定新闻源和负面新闻源提供的信息。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负面和简单化是有研究结果可以证明的。例如，古德曼在199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中国的报道中，24％是有关严重危机的，70％和冲突有关，(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