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2)

32％和暴力有关。有人专就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报道的信息源使用做了详细的统计分析，发现大部分信息并非媒体直接采访或亲自调查，多采用“西藏流亡政府”、发来邮件的藏区民众、“目击者(witnesses)”、“游客(a tourist)”等不确定的信息源。而且，西方媒体更倾向于选择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对“西藏问题”持批评态度的西方政客所提供的信息。它们技巧地将中方和偏中方的话语权完全转交给方和批中方，借用“喇嘛(Dalai Lama)”、西藏“人权组织”、“藏青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的语言，构造一个虚饰化意识形态表达的互动场所。
　　美化也是这种建构模式较常用的手段。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美国政府向世人宣称：庞大的军队和大规模的坦克装备开进伊拉克并不是“入侵”，而是“解放”和“拯救”。2008年3月14日，中国西藏发生暴乱事件，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再次以救世主和自由神的化身，美化集团的“和平与忍耐”(peace and tolerance)、“和平游行”(peaceful marches)等，称赞集团在抗议中的“无罪”(innocent)、“坚韧”(tou出)、“勇敢”(brave)。在美化一方的同时，也就丑化或攻击了对方。所以，西方媒体在描述中国政府的平息行为时，更多的是“大屠杀”(massacre)、“镇压”(crackdown)，手段是“残忍的”(brutal)、“铁腕的”(iron-fisted)。
　　梳览西方某些媒体的报道，有学者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认为它们基本没有采纳中国的“分裂国家”和“违法犯罪”的话语包，而是诉诸“种族矛盾与对立、侵略与反侵略”的话语包。话语包中显示的符号意义自然便有：种族屠杀、种族灭绝、种族仇恨、血腥镇压、武力侵占、民族领袖、流亡政府等等，西方媒体以文字修辞手法来使用语言或象征形式，在“美”与“丑”的意义转换中，建立起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没有人权”的一贯谴责。
　　《泰晤士报》更是直接摘自《纽约时报》或其网站，在标题之前大多标注“From The Times”或“From Times On-line”，这样，将美国意识形态的虚饰化一转义模式进行了复制生产，在时间、空间、规模等方面进一步延伸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摘录表达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此事的一致性认同和共通的意识形态，形成强大的舆论规模，重击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分散化一排他模式。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支撑还可依靠分散对统治集团造成巨大挑战和破坏的人或集团，使之与主流形成对立。这种意识形态的运行模式，可以通过排他的象征建构典型谋略来实现。首先构造一个敌人，把它描述成罪恶的化身，引起世人的一致攻击，从而团结起来共同与之对抗。西方媒介参与西藏事件的报道，较多地采用了这种模式。如《华盛顿邮报》3月18日在题为“Far-Hung Tibetans Find Unity In Protest”的报道中指出，所有的藏人都拥护喇嘛，所有的藏人都希望在抗议中团结一致。文中把“所有的藏人”看成是向全中国挑战的他人，而且把这种对立夸大成代表民主、人权、自由的西方社会与中国政府管制的冲突势力，因此把“所有的藏人”视为赋予中国政府对民主自由规制的理想人物，而试图把中国政府的平息行为视为一种对正义的压制，中国成了更多世界的敌人，遭至强大的抵抗。
　　探究中国西藏历史，“西藏问题”只是西藏上层农奴主阶级追求特权的“流亡政府”喇嘛与中国政府的对立，他们并不能代表所有藏人。而在西方媒体中。“西藏问题”就是中国政府与藏族人民抑或汉族与藏族的对立。如“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rt and Tibetan is irreconcilable”(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是势不两立的)。
　　运用这种模式的更为明显的表现是：分化。西方媒体在西藏事件报道中尽可能表明：西藏不是中国的领土，西藏不属于中国政府的管制范围，将藏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它们尽力鼓吹西藏与中国政府的分离，阻止中国政府在西藏有效地行使权力。如CNN网站3月14日题为“Clashes leave 10 dead in Tibet”的报道结尾写道“China go home!”(中国滚蛋!)
　　
　　话语霸权与意义输出
　　
　　在意识形态的运行模式和西方媒体的象征建构典型谋略形成的互动场域中，我们似乎已能意识到意义和权力互相影响的关系话题。
　　米歇尔·福柯曾经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与规训社会相对比的控制社会。在控制社会中，“权力已伸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伸展到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社会已完全被纳入到这种权力之中，如一个单一体般对权力发生反应。权力已表现为一种控制，它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全部”。西方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文字、符号、意义的意识形态生产与建构，承载着种种权力和政治化生态，形成新的权力规则的逻辑和结构，在政治逻辑和文化逻辑的整合框架中，一个帝国的主权形式得以确立，并被近年来信息网络联络在一起的工业生产中的通讯交往劳动所规约。“权力，在生产之同时，也在组织；在组织之同时，也在自我表述，宣称自己为权威。语言，在实现交流之同时，不仅在生产商品，更在创造主体，把他们固定在各种关系中，向他们发布命令。通讯交往工业把象征和想象一起织人生态政治之图景中，不仅使此二者为权力服务，而且实际上已把它们融人权力的职能。”因此，可以说，西方媒体对于西藏事件的报道，遵守对华报道惯用的意识形态框架，运用情绪化了的文字、不真实的语言描述、涂改了的图像等交织了一张服务于权力的意义生产网络，这是西方媒体服务于意识形态运用自如的游戏规则。
　　在大众传播媒介居于社会中心位置的全球化时期，以新闻媒体和宗教组织为实体的道德干涉远甚于军事干涉、法律干涉。西方媒体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并以虚假姿态，“为了确定普遍需要和捍卫人权而竭尽全力。它们通过自己的语言与行动，首先把敌手界定为匮乏，然而在敌手身上钉上罪恶之名”。西方媒体所宣称的，集团暴乱是为了人权和自由而战的“和平示威”，中国政府却对此施以暴力(violence)、酷刑(torture)和血腥镇压(crackdown)等，就是这种以新闻媒体和宗教组织为实体生发强大谴责力量的道德干涉。干涉中又总是建立或强化自己的意识形态。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