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春苗》解读

作者:穆汀 更新时间:2011-02-26 16:09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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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论文摘要】
 《春苗》是“阴谋电影”的重镇,稳据“反党影片”的首席。据称,它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扔向老干部的银幕****。在1977年到1978年间,文艺界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包括这部电影在内的“阴谋文艺”,进行力所能及的批判。所有的电影单位,尤其是出产这部片子的上海

一、“阴谋电影”=“红色经典”
  
 
  可是当初,它确实感动过无数观众。包括那些现今成为高官和学者的人们。
  它为什么会感动人?
  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只要稍微沉静下来,你就会发现,触动你心灵的,是同情弱者、痛恨恶人的人类共通的情感——卫生院对小妹见死不救,令人悲愤填膺;田春苗造反夺权,让人心头大快;钱济仁的残忍,杜文杰的官僚,贾月仙的猖獗,让人切齿。春苗的坚毅,方明的正气,令人敬慕;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的苦况,一小撮官员作威作福的丑恶,令人发指。在很多人心目中,被后来的批判者痛斥的田春苗,并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张铁生一类的小丑,而是一位无私无畏、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民间英雄,至于那些被打的走资派——杜文杰一类官僚则是罪有应得。如果现在公映它,它同样会感动当今的年轻人。有人质问我:“你的意思……它是经典?”
  是,它是经典。它的历史位置,应该在“红色经典”之中。
  
  二、有限现实主义
  
  刘再复说高行健的小说是“极端现实主义”。此论是否允当,这里不谈。此处要说的是他对《春苗》的批判。三十年前,他领衔著文,对《春苗》做了这样的评价:“它用极端卑鄙的唯心主义手段,对社会主义伟大现实进行根本性的歪曲,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恶毒地诽谤。”[1]如果说他这是对这部影片的“歪曲”和“诽谤”,似乎过火,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上述评价完全是扣帽子、打棍子,至少是出于政治需要的表态。
  在我看来,似乎可以把《春苗》归为“有限现实主义”。
  《春苗》是对党内官僚与人民关系的无情揭露:公社卫生院对救死扶伤的麻木不仁,对老水昌的腰腿疼漠不关心,杜院长斥责春苗拿锄头的手拿不了针头,钱济仁不准护士和方明教春苗学医,而与图财害命的巫医贾月仙勾结在一起;杜院长跑到湖滨大队,以公社党委常委的身份夺下春苗的药箱,严禁她为乡亲们看病;杜、钱对乡下打来的求救电话置若罔闻,而一心一意为县里的干部们研究养生疗法,杜院长为县卫生局局长接风洗尘,请客送礼……
  这一切为观众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在新中国的农村,一些政府官员作威作福,贫下中农受苦受难,共产党的干部与暗藏的阶级敌人相互勾结,他们迎合上意,迫害弱小良善。公社虽有卫生院,但是贫下中农求医无门……
  这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图画。在十七年的文艺史上,批判现实的作品绝迹。民众的苦难、官员的恶行、社会的黑暗,只能是国民党的专利。最典型的例子,是反右前后拍摄的《探亲记》。这部电影原本写的是一个从小受苦、后来参加革命、解放后当了副局长的干部忘本的故事。影片拍完之后,反右运动勃起,编剧杨润身和导演谢添看到报刊上揭露,有人诬蔑共产党员“六亲不认”,担心这部片子会被加上此类罪名,于是将片子剖心换头——农村的父亲只收到儿子的汇款,而看不到儿子其人。进城去看当了局长的儿子,发现儿子早就牺牲了,给他寄钱的是儿子的战友。一个揭露干部忘本变质的作品,变成了一个歌颂干部高尚品德的影片。尽管黑扇面改成了大美人,它仍旧没有逃过被批判的命运。修改后的影片上映不久,即遭到严厉批判,《中国电影》在1958年11月和1959年1月,分别发表批判文章,将修改前的剧本拉出来陪斗。
  “文革”改变了这一现状,借助否定“十七年黑线”的东风,《春苗》一反十七年的惯例,让这些只能发生在旧社会、发生在国民党身上的故事,发生在新社会,发生在共产党内,这不能不让习惯于“莺歌燕舞”、沉迷于“社会主义”的观众震惊与感动。
  “有限现实主义”使《春苗》有了认识价值。它揭示了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即使是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的贫下中农所处的真实地位——只因为生为农民,他们在收入、声望和社会权力上都处于社会低层,而遭受到多方面的歧视。它暗示人们,中国的工业化是靠牺牲农民的利益实现的,城市的文明是靠农村的愚昧落后来维持的。田春苗和她的乡亲们代表着一个被忽略、被歧视、被压迫的社会群体,这个庞大群体的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把他们牢牢地拴绑在土地上。城里人享受着较好的教育、公费医疗、退休待遇等社会主义的好处,农民全都无权享有,留给他们的是“三大差别”中的所有不利方面。影片中所揭示的缺医少药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正是这个“有限现实主义”,使《春苗》具有了打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三、造反
  
  《春苗》之打动人心,首先要归功于田春苗这个人物的塑造。问题是,在“文革”新拍片中,像她这类来自农村或知青的造反派形象并不在少数:《山花》中的大队干部高山花,《雁鸣湖畔》中的知识青年蓝海鹰,《山里红梅》中的青年干部红梅,《红雨》中当上了赤脚医生的小社员红雨……为什么田春苗独独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答案很简单:田春苗这个形象的确立,靠的是真实。尽管这一形象有着方海珍、吴清华、李铁梅等英雄人物的通病——无私无欲,时时想着毛主席的教导,碰到困难就忆苦思甜……但是,她有其独特性。正是这一独特性,使那些唱着学大寨高调、整天用大话空话教育干部群众、紧绷着阶级斗争之弦的山花、红梅、红雨、蓝海鹰们显得苍白而虚假。
  春苗的独特性来自于她的地位、遭际和性格。
  春苗出身贫农,父亲病死在旧社会,是寡母把她拉扯成人。她是队里的妇女队长、后备党员,支部书记心目中的红色接班人,正可谓根正苗红,响当当硬梆梆的无产阶级后代。然而,政治上的优势,并不能改变她的社会等级——在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等级秩序中,她被压在最底层,是一个“泥腿子”,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无知无识的“土包子”。“拿锄头的手拿不了针头”这句挂在杜院长嘴边的话,说明了她所代表的中国最广大农民的实际地位。这种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之间,名义待遇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给这部电影带来了强悍的戏剧张力,赋予了这个人物浓烈的戏剧性,为故事的戏剧冲突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责任编辑:nylw.net)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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