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和语言的困惑(4)

作者:秦旭 更新时间:2010-09-20 10:24 点击:
【论文发表关健词】希利斯·米勒;乔治·布莱;意识批评;解构批评;意识;语言
【职称论文摘要】
追踪米勒文学批评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米勒解构立场矛盾性和特异性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其实还是来自于他 对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描述。米勒的解构主义实际上是构建在他对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形式认识的基础上的。为了准


  追踪米勒文学批评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米勒解构立场矛盾性和特异性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其实还是来自于他 对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描述。米勒的解构主义实际上是构建在他对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形式认识的基础上的。为了准确把握米勒文学解构批评的线路,我们就必须首先勾勒出米勒的现象学意识批评与乔治·布莱之间的差别。因为这些差异可能会由于米勒解释和标榜自己意识批评的连贯性而变得模糊不清。米勒倾向于提供定义,在所有他早期的作品中,如《托马斯·哈代:距离与欲望》,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定义都是明确的、一贯的和简洁的。在米勒早期的一篇论文中,他写道:“在这个看似混乱的大规模(霍普金斯创作)中,我们可以检测出某些持久性的结构。它不是一个抽象思维的结构,也不是该模式的具体图像。在创建此结构的过程中,感知世界发生了变化,通过文字和措辞进入到思想的实质内容,也许我们可以说,进入到霍普金斯自己的实质内容。”米勒在关于哈代一书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文学批评的语言是语言,或者换句话说,文学批评是批评者的思想对于文本意识的再创造,它由语词所触发。”这些论述的共同点是,意识批评不是试图阐明意义,而是作者的思想或意识,它们相互衔接的基础是作者文学作品使用的语言。米勒的假设是,语言的形式和文学形式如隐喻、意象、情节结构、叙述时间、反复出现的人物类型等都会以某种解释的方法符合思想和意识的形式。因此,阅读一部作品是被引导解释其意义,那么,对某一特定作家的所有作品的阅读便成了思想和意识机理发生的“在场”行为。
  虽然总体上来看,米勒的理论足够接近乔治·布莱,后者也是把这种批评介绍给米勒的老师,但事实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之间鲜明的差异。首先,语言的作用对米勒来说比布莱更重要、更显著。米勒认为,文学批评是“语言的语言”,因为语言是批评者用来观察作者意识结构的有形的实体。但是对于布莱来说,语言远远没有任何自身的实质性,语言只是“一个绝对透明的媒介”,它使一个意识存在于另一个意识之中,即读者的意识和作者的意识之中。虽然布莱认为语言是一种存在的形式,但并不像米勒分析语言的结构是为了寻找结构的思想,“布莱之批评的中心就是关注每个人意识的独特性”,而不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布莱的批评观是对自己的意识突然被外来意识所体验的一种突然的醒悟,“投身到一本书中去并不是说进入一个由文字组成的非个人领域,它意味着进入另一个人的意识”。布莱的意识批评对语言的态度始终是小心翼翼的,他将语言作为概述其意识批评的证据,但语言本身在其理论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因此,我们看到的只有意识经历意识,意识和奇异的经验沟通又变成另外一个意识。
  米勒对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形式的关注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语言的形式和意识的形式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对应关系?为什么前者会让我们进入到后者而不是进入到传统上的交际,即意义?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关注布莱与米勒之间的第二种区别。在描述布莱的批评时,米勒首先为布莱贴上标签:阅读行为和批评“意味着进入另一个人的意识”,然后,他注意到虽然“很多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其中心主题是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布莱的批评中很少直接涉及到主体间对应的主题”。换句话说,布莱的批评涉及主体间性,但并没有把它主题化。米勒恰恰相反,他直接把方法和主题相连接:“小说与其他文学形式的区别就在于小说词语所表达的意识不是单一的沉思或察觉,也不仅仅是探索意识自身或探究它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意识穿透的结构,这种意识来自于叙述者的所见或者说是叙述者进入了书中角色的意识,这种意识也是书中的人物彼此相识或相知的意识。”在米勒看来,小说的主体间性重新产生了一种关键的经验。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意识已经进入到另一个意识之中。主体间性不仅是所有小说形式的一部分,而且它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经历了“上帝的失踪”,所以“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历程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和自我建立在某种超人的力量的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的社会似乎都是自我创造和自我支持的,而不依靠外界的力量”。在米勒看来,这种技巧性的自我维持的社会力量使得小说成为建立在主体间性经验之上的一种不真实的创作,这种创作的不真实性是小说对现实本体缺乏的反映。在《上帝的消失:五位十九世纪的作家》中,米勒认为,自19世纪以来,人类被上帝疏远,被大自然疏远,被我们的同胞疏远,被自己疏远。在《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形式》中,米勒把这些描述成维多利亚作者身份的本质经验:“作者存在于文本的背后和中间。维多利亚时期作家被排除在社会世界之外或者害怕直接进入那个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写小说是他们间接进入那个社会世界的方式。”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乔治·布莱着眼的是人的经验的广义现象学。而米勒则着眼于他自称的主体间性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以后,米勒纷繁复杂的文学解构主义策略和主张令人目眩,但他并未彻底放弃现象学意识批评。米勒版本的“解构”在现象学批评和解构批评之间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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