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文学创作思想研究(2)

　　与虚构相联，金圣叹还探讨了灵感问题，认为灵感既有天赋的成分，又有后天的成分。灵感具有不可重复性。从灵感的不可重复，金圣叹又探讨了创作的不可重复性问题：“今后任凭是绝代才子，切不可云，此本《西厢记》我亦做得出也。便教当时作者而在，要他烧了此本，重做一本，已是不可复得。纵使当时作者，他却是天人，偏又会做得一本出来，然既是别一刻所觑见，便用别样捉住，便就是另样文心，别样手机，便别是一本，不复是此本也。”赫拉克利特认为，人无法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不仅灵感是转瞬即逝，逝不再来的。作家的思想、经历、观点、情感、技巧等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文学作品是无法重复的，即使是同一作家重新创作自己的同一作品，新的作品也不可能与原来的作品一模一样。金圣叹的这一观点不仅深刻，而且具有较强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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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创作的动力，是批评家们一直关心的问题。我国批评家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提出了“诗言志”(《尚书》)、“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不平则鸣”(韩愈)等观点。金圣叹继承这一传统，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命题：“怨毒著书”、“锦心绣口”、和“成奇文以自娱”。
　　所谓“怨毒”，也即怨恨、不满，因为怨恨、不满，所发言词便不免激愤，有伤中庸之道，因而为“毒”。在<水浒>第18回回评中，金圣叹写道：“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作家居于社会之中，亲历、感受着社会种种不平，而又无力匡正，只好发为议论，形诸文章。因此，“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只要天下还处于无道的状态，作家就无法不议论。金圣叹肯定了作家怨毒著书的权利与合理性，并把这种“怨毒”的产生归诸于社会和统治阶级。金圣叹继承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并将作家“怨毒”与否同社会状况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说“怨毒著书”主要是从作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立论，那么，“锦心绣口”则主要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着眼。金圣叹指出：“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奄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这段论述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作家创作是源于表达与展示的需要。作家秉赋才华、富于想象，在现实生活中，不免常常生出无限暇思，涌现许多念头、场面、人物、形象。当这些暇思、形象在心中充塞、活跃的时候，作家便必然会试图将其发为作品。因此，作家创作并不一定是出于“怨毒”，也可能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绣口)，或内心的想象与思绪(锦心)。
　　“锦心绣口”与“怨毒著书”表面看似矛盾，实际并不矛盾。创作本身是多面的。一方面，作家有社会责任，有义务也有权利批评社会，另一方面，他又有自己的艺术追求，需要通过作品将自己层出不穷的思绪、上天入地的想象、操纵语言的能力表现出来，写出自己的“锦心绣口”。从这个角度看，“锦心绣口”与“怨毒著书”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文论往往强调“不平则鸣”，“穷愁出诗人”，诗“穷而后工”。这主要是从文学的社会作用而言的。诗人感受到社会的黑暗与不平，自己也处于不利的处境，因而产生“怨毒”，发而为文学作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作家创作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原因。他也可能因为娱乐、消遣、表达，甚至仅仅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引人注目而进行创作。唐代诗人韩愈在“传道”的同时就有游戏之作，白居易在写作“新乐府”的同时也写作了大量的“闲适诗”。有学者认为“‘戏’与‘道’，‘闲适’与‘讽谏’，无不显现出当时文人的‘一体两面’。这种分化和裂变在宋代文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从中唐开始，‘合理’的存在和‘适意’的存在之间展开了拉锯，从而导致了新的文学品格和文学格局的形成。”金圣叹的“锦心绣口”说概括了这种现象。自然，作家要为娱乐而创作，必须无后顾之忧。因此金圣叹强调作家要处于“饱暖无事，又值心闲”的状态，才可能写出“绵心绣口”。宋代之后，市民阶层兴起，对文艺的休闲、消遣、娱乐功能的要求大大增加，文学创作成为文人谋生的手段之一。金圣叹的“锦心绣口”说实际上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反映，相对于“怨毒著书”说，更是一个纯文学性的命题。
　　但更有创新意义的还是“成奇文而自娱”说。金圣叹认为“君相能为其事，而不能使其所为之事必寿于世。能使君相所为之事必寿于世，乃至百世千年以及万世，而犹歌咏不衰，起敬起爱者，是则绝世奇文之力”。因此，史书一方面要为“一代纪事”，一方面仍要“出其珠玉锦绣之心”。而“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就更需惨淡经营，写出锦绣文章。这段话从两个方面说出了文史的区别。一方面，史书的任务是记载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文学则无此任务；另一方面，史者著书是为了将历史事件传诸千古，而作家创作则是为了自娱，自我欣赏。这就像某些女性在年轻时将自己的玉体拍下来，其目的并不是要示之于众，而是想时时自己欣赏，以记得自己曾经多么美丽。“成绝世奇文以自娱”说从作者自我欣赏的角度探讨文学创作的动机，虽然有一定的偏颇，但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它肯定了作家个人的精神愉悦对于文学创作的推动作用，肯定了文学创作的动力不一定都是功利、实用的考虑。马克思认为，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自己所接触的对象上面，“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肯定自己”。人在这种对象化中不仅肯定自己的力量，而且感到精神的愉悦。作家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他在创作中能够感到愉悦，是当然的。因此，金圣叹的“自娱说”在理论上也是站得住脚的。“自娱”说作为创作动力说的一种，有较强的超前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康德的“无功利的功利性”。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以及语言论文论的“文学作品是不及物的”等观点的影子。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