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style》中的青年亚文化元素辨析(2)

作者:孙希洋 顾颖 更新时间:2014-06-16 15:24 点击:
【论文发表关健词】关键词:江南style;青年亚文化;文化产品
【职称论文摘要】
粉丝对于《江南style》的借用同样可以说明其娱乐化的程度。在形形色色的恶搞版本之中,几乎找不到明显带有伯明翰学派所说的,抵抗的踪迹。更多时候,例如《雪姨江南style》,它把电视剧中原本凶神恶煞的女反派雪姨


  粉丝对于《江南style》的“借用”同样可以说明其娱乐化的程度。在形形色色的恶搞版本之中,几乎找不到明显带有伯明翰学派所说的,抵抗的踪迹。更多时候,例如《雪姨江南style》,它把电视剧中原本凶神恶煞的女反派“雪姨”与滑稽可笑的PSY的形象结合,这种角色形象的冲突必然会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它同样服务于娱乐。《江南style》掀起的娱乐狂潮可以看作是对当代青年亚文化的娱乐性的一次有力佐证。
  2、非理性狂欢
  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狂欢的全民性,平等性,仪式性和颠覆性够成了其所说的狂欢精神。这很巧妙地与当代新媒介上的青年亚文化特点够成了交叠,同时在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下青年亚文化始终带有的“狂欢”特色。在约翰费斯克看来,大众文本是民众获取工业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消费品之处,并将这些消费品变成了他们自己有创造性的,甚至还带有某种颠覆性的价值。相反,如果文化商品或文本不包含人们可以从中创造出有关其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的自我意义之资源的话,它们就会遭到拒绝,在市场上被淘汰出局。结果,这些文化商品和文本就不会流行开来。②
  当受众从《江南style》折射出其可能包含的社会权力关系时,便具备了颠覆一切的狂欢的条件。作为流行符号的骑马舞,其不仅号召力是强大的,同时也充当了“仪式”环节,成为人们狂欢的载体。众人聚集在某处大跳骑马舞,这背后并不包含明显的原因或动机。更多时候,这种在符号感召下的娱乐或狂欢,是非理性的。即便是假定《江南》的本意,就是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的话,那么这种本意也在这种狂欢活动中消失殆尽了。狂欢要求颠覆,要求平等,只要受传者处在狂欢的语境下。可以这么说,娱乐和狂欢是一脉相承的,而在这一脉相承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代青年亚文化更加重视的东西,那便是自身个性的表达。
  3、草根的个性的表达
  安吉拉·默克罗比在论述二手服装市场时曾有这样的描述:“这些青年想让自己看起来很穷,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要有钱这么做才行。”在她看来,变为“看起来很穷”是作为一种风格而存在的,且与真正的贫穷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样,在《江南》走红之时,无数青年试图通过对PSY的穿着和骑马舞的模仿,表达自身对《江南》风格的喜爱——不仅如此,通过“模仿”这一具有仪式化意义的举动,背后更注重的是自身个性的表达。正如戴维·马格尔顿所说,“以风格为基础的亚文化将继续作为一种刺激阈的感觉而存在,以表明来自结构、控制和压抑的自我表达的自由。”
  借助网络媒介的快速和普及,《江南style》得以直接走向人群。基于网络的传播及其网络共享的模式,《江南》能够最大限度地吸纳受众成为它的“粉丝”。而在互联网的催化下,“草根想象”“全民狂欢”等文化狂热现象此起彼伏。《江南》在互联网上的出现,无疑成为了一份“免费的亚文化资本”,可由任何人占有和使用。如此,与马格尔顿所言相同,《江南》利用新媒介,同样再现了一种“个性的集体表达及仪式”。不管《江南》的追随者各自的背景如何,这种“表达了对某种风格的趣味”的行为,依然是寻求集体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力量——而如今文化狂热现象的频繁出现,也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表达行为。
  三、大众文化中的亚文化
  赫伯迪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这样描述商业操作对亚文化的收编:第一,把亚文化的符号大量生产转化为产品;第二,意识形态上支配集团会对异常行为重新界定。然而,特别是在新媒介将亚文化从小众引向大众后,把原生态亚文化和被收编的亚文化区分开来,几乎成为了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事实上,从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登台演出的那一刻开始,亚文化与商业的千丝万缕便凸显出来了。西蒙·弗里斯也认为,如果试图在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分割线的话,只会产生一个僵化的,不真实的世界,而这一世界之存在越规者和非越规者。20世纪末,媒介与文化消费激增,为亚文化增添了不稳定的风格和更多具有活力的形式。③泰德·波尔希默斯认为,媒介的饱和遮蔽了独特的亚文化边界。而安迪·贝内特则建议将“亚文化”该为“新族群”,认为其能更好的适应和描述青年与当代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们可以把《江南》看作是被表征的亚文化,或者是看作摆放在“符号超市”货架上的产品。而它的成功,则证明了《江南》成功顺应了当下青年的审美趣味。《江南style》的制作团队一直对版权保持宽松的态度,这意味着任何人可以拷贝,剪辑和恶搞——这同样迎合了青年人,或是“新族群”,对于“共享互联网”的信条。然而,被商业所迎合并不代表着“新族群”的胜利。戴维·白金汉和约翰·西布鲁克都曾经表达自己的焦虑和不满。前者认为,作为受众的读者的确能够制造意义,但制造意义的环境却并不是其自己所选择的;后者则侧重表达了对后现代媒介审美的嘲笑,他认为,高雅和通俗文化的界限已经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鉴赏力,即“无阶层文化”——这代表了被“销售量”控制的商业文化的胜利。由此,伴随着界限的愈加模糊,亚文化,或是新族群,是否终将被卷入到商业的漩涡之中?

     结语
  《江南style》旋律简单,风格幽默,在娱乐狂潮的今天,可以说恰逢其时。而它在青少年间的走红,则可以折射出当下青年亚文化具有的一些特点。尽管各种青年亚文化理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尚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大众媒介中的青年,不仅仅是乖巧的接收者这么简单——尽管动机尚有争议,但所谓“反抗”或“叛逆”的行为是始终存在的。换句话说,青年总能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做出令人意外的事情。
  尽管史蒂夫·康纳认为饱和的媒介无疑加速了创新——收编的循环,以至于难以区分真实的原创和商业的剥削。但《江南style》却呈现出一个双赢的结局,他为PSY带来了功名财富,也给他的粉丝带来了娱乐的狂欢,情绪的宣泄,个性的表达。若以这样的视角来看,青年亚文化便不构成与商业文化二元对立的关系。并且,正如马非索利所说,新族群团体形成的基础通常是某一仪式化的行为或消费方式,而这些都是转瞬即逝的——这就决定了没有商业剥削能够永远地“收编”或控制青年亚文化,而亚文化和主流便在这样一种状态中相互依存下来。(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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