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莱德曼到郎朗:大众文化视阈中的钢琴艺术(2)

　　三、大众文化的英雄情结——
　　郎朗和他的明星路
　　 郎朗，一位笼罩在无数耀眼光环下的８０后钢琴家。与克莱德曼不同的是，这位新一代“钢琴王子”是古典音乐明星。在严肃音乐普遍不景气的今天，郎朗却以其在艺术与商业领域的骄人业绩创造了一个神话，几乎无人能敌。郎朗的走红及他富有传奇色彩的成才之路，也是大众文化心理世俗化在钢琴艺术上的反映。
　　 郎朗１９８２年出生于辽宁沈阳的普通干部家庭，幼年艰苦的求学经历如今伴随他知名度的节节攀升已广为人知。比经济条件更严酷的，是郎爸“棍棒底下出才子”的教育思路，值得庆幸的是——郎爸成功了。郎朗的天赋与勤奋在其父强硬的态度坚持下取得了巨大收获。
　 时势造英雄。郎朗的走红是多种因素、多方联结的结果，是一种必然，与克莱德曼在中国大众文化领域的先导也有内在联系。首先，从时间上看，郎朗在全国范围内的成名可追溯到他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读书的９０年代，此时接续着克莱德曼和他的通俗钢琴曲在中国的“普遍撒网”，钢琴艺术走出象牙塔，获得大众知名度和接受。其次，在克莱德曼之后，民众已不再满足于外来大众文化带来的单纯感官愉悦，更贴近民众生活环境、更高端技术的中国面孔代表性人物才能满足、适应大众文化再生产的感性、理性需求。
　　 大众文化的基础是“大众”，即普通民众。在这一群体中暗含着“草根阶层”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心理。偶像的产生成为必然，郎朗的形象符合了这样的心理需求：年轻、多金、时尚；非凡的艺术才能如璀璨星光只可远观，出身平民、白手起家的奋斗历程似乎又可亲可及。一方面，民众需要偶像，需要为其理想代言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偶像本身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对于明星梦的追逐、期望出人头地的人生态度，都显示出大众文化的内在特质。郎朗的明星路既是音乐产业商业化运作的结果，也是大众文化功利性的集中体现。
　　 郎朗和郎爸的成功激发了许多家长督管孩子学习钢琴的决心。在孩子身上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学习钢琴同样也可以成为明星，可以既富且贵；只要拼命努力，就能实现梦想，改变个人甚至全家的命运。在部分这样的理念指引、利益驱动下，考级大军浩然形成，关于考级的争论与忧虑从此不绝于耳。
　　四、大众文化的群效应——
　　钢琴考级的“忙”与“茫”
　　 全国范围内的钢琴考级活动开展自１９９１年以来，已持续举办了二十余年，考级机构及考点设置不断增加，参与人数逐年上升，大有席卷全国之势。以安徽省为例，考级机构除了有省音乐家协会承办的“中国音协业余钢琴考级”，还有安徽省文化馆、安徽省民族管弦乐协会等主办的各层次、范围的钢琴考级，以及几家国内著名音乐学院的校外考点。为了方便考生和家长就近参加考级、扩大考试规模，各考级机构都采取“送考到地方”的策略，仅省音协在省内地市布点就达１１个，２０１１年在安徽省参加“中国音协业余钢琴考级”的总人数为３５７２人。④暑热难当的７、８月间，数千参加钢琴考级的考生与家长聚集于各考点，人头攒动、琴声嘈嘈，一派忙碌景象。
　　 然而，考级中凸显的问题多年来也同样高热不退。尽管经历了专家会诊、多方呼吁仍缠结不清。主要症结就有：
　　 １．由于在相当多的地方乐器考级的成绩可以作为招收特长生的条件，于是很多家长就把孩子达到某一乐器演奏级别当作了唯一的奋斗目标。此外，在家长方面存在的认识误区的引导下，乐器考级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忽视基础训练，全力应付考级的现象。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大批考生虽然勉强考过较高级别，却不具备应有的基本功和基本音乐素养。
　　 ２．由于业余音乐考级具有了市场性，所以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哄而上、多头考级的现象，这既导致了考级应试倾向的恶化，也给不负责任的教学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且给家长带来了极大的困惑。⑤
　　 无论家长或考生的急功近利、揠苗助长，还是考级机构的同质化、无序竞争，可以说，这一状况体现了国内钢琴考级活动在忙碌中的茫然。这也是大众文化的特点所在——群效应。
　　群效应是指个体因受周围环境影响而做出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行为趋同。从克莱德曼到郎朗，钢琴艺术及其引发的艺术活动因受群效应的推动影响，已成为中国民众身边和心里渐为熟知的文化品种。合理地利用群效应将有助于钢琴艺术的良性发展；反之，将导致偏颇观念与行为的渲染、蔓延，造成负面影响的深度扩散。
　　五、大众文化视阈中的钢琴艺术表征
　　 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破了中西文化、古今文化、雅俗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界分，促进其相互间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景象。钢琴艺术的发展也遵循着这一规律和态势，“整合”成为关键词，各种价值观念的混搭、杂糅不可避免。
　　 克莱德曼的成功最初是将古典乐曲改编为简化版的钢琴曲，加上电声乐队伴奏，用现代、通俗的形式演绎古典、经典。他演奏的中国乐曲更是糅合了民间曲调、流行歌曲等一应民众耳熟能详的旋律，显现出其追求最大受众面的商业企求。特别是对于《太阳最红》、《一条大河》等红歌的改编，在唤起民众集体记忆与情感呼应的同时，也力图向“主旋律”靠近，以期获得主导文化的认可。
　　 在音乐之外，郎朗更像是一位娱乐界明星，他的衣饰装扮、他参与的社会活动、他的个人情感都是民众谈论的话题。郎朗的明星路既是一位爱乐人追寻音乐梦想的跋涉之旅，也是一部渗透着辛酸泪水的当代功利教育的例证，更是大众文化浮躁特性的体现。
　　 应该说，在大众文化视阈中，克莱德曼和郎朗是一脉相承的两位指标性人物。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在中国开创了高雅艺术通俗化的先河，郎朗的明星路实践了精英文化的本土化、大众文化心理的世俗化。克莱德曼的乐器是古典的，郎朗的乐音是古典的，除此之外他们的艺术理念、运作方式等都打上了大众文化的深深烙印，市场化、市民化是其内涵与特征。及至钢琴考级活动的繁荣，也与这两位“钢琴王子”的艺术与商业影响力密不可分、互相促进，形成了更大范畴的大众文化体验。
　　 央视２０１２年“春晚”上，另一位年轻的古典钢琴家李云迪与台湾流行乐手王力宏为亿万观众合奏了一曲中国钢琴改编曲《金蛇狂舞》。由此可预见，大众文化视阈中的钢琴艺术“混搭风”或将日渐流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以钢琴艺术为指征的高雅艺术、精英文化，不再是一件文化奢侈品，而是与大众文化紧密互动、共同发展，这喻示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包容力，折射出文化民主化的和谐面貌；同时，对大众文化视阈中的钢琴艺术发展的正确引导也应当更加受到重视与关注。 (责任编辑：论文发表网)转贴于八度论文发表网: http://www.8dulw.com(论文网__代写代发论文_论文发表_毕业论文_免费论文范文网_论文格式_广东论文网_广州论文网)